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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史学与文化发展（第1页）

第四章史学与文化发展

一、史学与文化积累

史学对于文化发展有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也是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只是更多地显示出文化的特色罢了。

史学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是史学对于文化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文化的发展也为史学的进步创造了新的、必要的文化条件。这里，我们是着重从史学的文化功能来阐述史学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的，因此对属于后一个方面的问题不做重点阐述。

史学对于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文化领域有广泛的表现，本章依次讲到的史学与文化积累、史学与民族文化、史学与大众文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

史学与文化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第一，从历史的属性来看，它作为一种精神创造活动，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狭义的文化（“小文化”）的一个部分。第二，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它又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广义的文化（“大文化”）有很多相近之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讲“文化专史及其做法”，毛泽东同志把近百年的文化史作为“近百年史”的一个方面看待，都是属于第一种情况。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书中，把“特殊历史学”概括为：“记述之部”，称为“人文史”或“文化史”；“理论之部”，称为“人文学”或“文化学”。这是属于第二种情况，是把政治、经济都包括在内的。

史学与文化的这种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隋书·经籍志》以经、史、子、集四部并附录道经、佛经，著录学术思想文化成果，史书是其中一部分，这显然属于上面说的第一种情况。而《经籍志》只是《隋书》十志之一，此外还有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等志，它们都是史书要反映的历史内容，是《隋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类似于上面说的第二种情况。

不论今天人们对“文化”提出多少种不同的概念，史学与文化的这种关系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由于史学与文化的特殊关系，如果从文化的观念来看史学的话，可以认为史学具有双重的文化品格。从狭义的文化说，作为精神产品的史学，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从广义的文化说，正是因为史学最全面地记录了文明时代人类文化的创造、积累和发展，或者说它最全面地反映了文明时代人类文化发展的面貌。既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又作为文化演进的记录或载体，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史学的双重文化品格。

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史学具有开辟的作用。不论是文化史还是文化学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国古代的“巫”与“史”在早期文化萌生中的作用，或统称为“巫史文化”，或分别称之为“巫官文化”“史官文化”。巫、史所司，原无明显界限，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巫的地位日渐下降，史的地位不断提高。巫术文化与史学文化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这种史官文化或史学文化的发展，到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出现了“国史”，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出现了第一批私人历史撰述，而到西汉前期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旨，表明它在文化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了。从《史记》《汉书》问世后，到《隋书·经籍志》把史书列为一大部类，进一步表明了它的这种发展势头。

历史著作作为史学的社会表现形态，具有记录、综合人类文化创造、积累和发展的职能；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它也反映了文化自我表现的属性。如果说《春秋》《左传》《国语》等书较多地记载了春秋时期人们在政治、军事、祭祀、伦理、礼法、风俗、民族等方面的活动和观念的话；那么《史记》《汉书》这种纪传体（综合体）史书所记载的，则包含了前人在历史创造或文化创造中更多方面的活动和观念了，即今天所说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史记》《汉书》有两个了不起的创造。第一，是《史记》八书和《汉书》十志所包括的历史内容或文化内涵的丰富；第二，是《史记》《汉书》真正把“人”放到了历史活动或文化创造的主要位置之上。

以上事实表明，史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或者作为文化演进的载体，不仅具有开辟的作用，而且具有能动的创造作用。

在传统史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儒家思想对传统史学的影响是最重要的一层关系。这种影响最深层的文化含义是对“人”的重视，其他方面的影响大多由此派生出来。

——重视“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有的研究者认为，早期儒学即是“人学”，是“关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学说”[1]，可谓卓见。有的研究者把《论语·述而》所记“子不语怪力乱神”作为“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划分的标记，[2]这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儒家思想对人事的重视。司马迁说：“《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3]一部《春秋》，核心是尊王道，重人事。一部《论语》，主要讲“仁”即“人”何以成为人。总的说来，儒家重视“人”的思想，一是重视人事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作用，二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是重视人的自身修养。这个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史学的发展和面貌。司马迁父子是立志要“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在司马迁看来，“《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4]，这正是他撰写《史记》的楷模，其要旨仍然是“王道”和“人事”。中国传统史学重视历史上的治乱盛衰、人物行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伦理标准、价值判断等所构建起来的历史观念，还有史学与现实密切联系的史学观念，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它的渊源。

——儒家思想中强调做人要“谨而信”“言而有信”，孔子以文、行、忠、信教人。[5]孔子称赞董狐“书法不隐”是“古之良史”，[6]是肯定了史官记事的取信于后人。《穀梁传》宣公五年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是符合孔子“多闻阙疑，慎言其余”[7]的思想的。孔子推崇董狐而重“信”，再经《榖梁传》的阐说，形成了中国传统史学上的讲求“信史”的观念，并在史学实践中形成了优良传统。司马迁遵循了孔子“疑则传疑，盖其慎也”[8]的作史态度和作史方法，他的《史记》被人们誉为“实录”。刘勰说：“文疑则阙，贵信史也”。[9]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较早地提出了“信史”这个概念。唐末诗人韩渥有“莫负美名书信史，清风扫地更无遗”[10]的诗句。可见，“信史”已不只是柳虬、刘知幾、吴兢等史家固有的观念了，它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内涵。

——孔孟都认为，史学跟现实社会是有密切关系的。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1]他认为把社会历史的重要情况记载下来，比一般性的议论对人们更有用。孟子把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讲得更清楚，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2]司马迁认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13]这里贯穿着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如孟子一方面指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一方面又指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说明了这种辩证关系，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达到这样的自觉认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史学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刘知幾、杜佑、王夫之、顾炎武、龚自珍等，都从理论上阐述了史学经世的必要。“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14]这句话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史家终不忘经世致用的信念。

——儒家重人，因而也重教化。孔子的社会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庶而富之，富而教之[15]。孟子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16]，视为“君子三乐”之一。按照孟子和司马迁的认识，《春秋》的作用本在于教化。司马迁说“《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是非”“礼义”是陶冶人、教育人的基本内容。但“《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所以这种教育人的作用又是十分广泛的。古代史家重视史学的教育作用，强调“彰善瘅恶，以树风声”[17]“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18]，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的崇高责任感。这是儒家重视教化的思想在史学中得到发扬的明证。

这里说的儒家思想对传统史学的影响，主要是指早期儒学。尽管儒学也在发展、在变化，但早期儒学所给予史学的这种影响却在传统史学发展中一直贯穿下来。

传统史学是很重视历史鉴戒的，但传统史学的内容却又是非常广泛的，在这个问题上，直至今天，还存在着对传统史学的若干误解。《隋书·经籍志》史部分史书为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史部目录学史告诉我们，传统史学的内容是很恢宏的。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传统史学对于传统文化发展的贡献，并不止限于史学本身的成就，还在于这种成就对传统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

——历史视野与文化视野。《史记》《汉书》《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文献通考》等，不仅为思想的历程提供了广袤的背景，而且也为思想的历程拓宽了道路。以《史记》来说，桓谭称：“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残丛小论。”[19]柳宗元称：“自左丘明传孔氏，太史公述历古今，合而为史，迄于今交错相纠，莫能离其说。”[20]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可以领会他们的这些评价及其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良史之忧”与传统政治文化。古代优秀史家，都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孔子、司马迁以下，魏徵、吴兢、杜佑、司马光、王夫之、顾炎武等是突出的。他们结合具体史事，论述了居安思危、慎始善终，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些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可统称为传统的政治文化。《贞观政要》是极有代表性的一部书，至今还有外国总统把它作为座右铭。龚自珍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话，高度评价了“良史之忧”的文化价值。

——史学与民族精神的重塑。传统史学写出了形形色色的万千人物，其中无数优秀人物精神品质的积淀和凝练，再现或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鲁迅一方面批判了“国民性”，另一方面又肯定了民族精神的优良传统。他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1]传统史学对于民族精神的重塑，对于“中国的脊梁”的重塑，这个作用在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的发展中，都是不可低估的。

传统史学对传统文化内涵的丰富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如对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影响，由典制体史书的发展而产生的对制度文化发展的影响，由众多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和评价而产生的对社会心理和审美价值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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