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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修史传统与中华文明传承292（第1页）

中国修史传统与中华文明传承[292]

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史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的传统。在这些优良传统中，最为后人所重视的是：秉笔直书，追求信史的传统；关注社会，经世致用的传统；讲求德、才、学、识，倡导史家自我修养的传统；重视彰往察来，读史明道的历史教育传统；史书内容的丰富性和史书体裁的多样性相互统一的传统，以及注重史文文采的传统等。这些优良的史学传统，伴随着史学的发展而显示出其深厚的文化价值和重大的社会意义。

本文所说的，是这些优良史学传统中的一个方面：从历史上看，中国历来重视修史的传统及其对于文明传承的重大意义。

一、重视修史与文明传承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唯一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和它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中华文明为什么不曾中断而具有连续性的特点？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其二，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

其次，从一个文明的文化发展史来看，其是否具有连续性的标准或要求，也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形式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学术传统（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历史连续性的史学传统）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如果我们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国，其中大多数在文化发展史上不是已经中断了连续性，就是只有不完全意义上的连续性。”而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语言文字和学术传统都具有自身的连续性。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未曾发生爆发性的断裂现象”；二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从未中断”，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在历代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著作中都有鲜明的反映[293]。

这表明，重视修史，不论是历史记录还是历史撰述，对于文明传承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孔子说过这样的话：“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94]。”礼是制度，是制度文明的体现。孔子的话表明，制度史对于文明传承的重要性。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为《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翔实的通史，在传承中华文明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他自谓此书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295]。《史记》写出了西汉中期以前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成为“二十四史”的前驱，是传承文明的不朽的丰碑和光辉的楷模。

在中国古代，史官的职责很广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于典籍的整理，故有“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而所谓“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早期整理史官经籍的概况。唐朝史家著《隋书·经籍志》，对于经籍与“治国”“治身”“政化”的关系，有深刻的见解，他们写道：“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幾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296]《隋书·经籍志》撰于盛唐时期，史学家们对于修史与传承文明的关系的认识，是在总结历史文化积累尤其是历史撰述积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修史与传承文明的认识，政治家同样也有深刻的见解。唐太宗曾十分感慨地写道：“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为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297]这是他在《修晋书诏》中首先表达的思想。它十分精辟地反映出“史籍”对于传承文明的重要。所谓“龟文”“鸟册”，指的是关于文明源头的记载；所谓“神交千祀之外”“临睨九皇之表”，指的是思想的驰骋和视野的拓展。可以这样认为，在唐太宗看来，正是“史籍”可以帮助人们同古人“对话”“回归”历史，从而也就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文明的进程。元初政治家王鹗建议设馆修撰辽史、金史，他写道：“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又说：“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298]王鹗的话表明：“今日”之所以考见历史上的“得失兴废”，是“以有史在”；而“后世”要对“今日”有所知，亦当是“以有史在”。这就把修史同传承文明的关系说得十分明白了。

如果说史学家修史是自觉地反映文明进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话，那么政治家读史，则是从史书中去认识文明进程，并据此得到历史的启示。中国古代史学中的这一传统，自先秦迄于清代，从未间断。这就是说，重视修史的传统，使连续不断的中华文明在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中国古代重视修史的传统，在官修史书和私人著史方面都有突出的反映和辉煌的成就。

二、官修史书的传统

中国具有历史悠久的史官制度。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这是官修史书传统的基础，也是中国素以史学发达著称于世的原因之一。据《周官》《礼记》等书所记，古代所置史官名称甚多，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别。史官职责亦各有异：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曲礼上》还说：“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说明史官对所记之事是有选择、有区别的。从确切的文献记载来看，周代的史伯是一位很有历史见识的史官，《国语·郑语》记他同郑桓公论“王室将卑，戎狄必昌”、诸侯迭兴的谈话，是先秦时期很有分量的政论和史论。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也都设置了史官，这是同西周末年以后各诸侯国国史的撰写相关联的。《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国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为王也。’”这说明史官又有保管历史文献的职责。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官，晋国有董狐、史墨，齐国有齐太史、南史氏，楚国有左史倚相等。随着各诸侯国权力的下移，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一些大夫和具有特殊身份的贵族，也有史臣的建置。如周舍是晋大夫赵简子的家臣，他的职责是“墨笔操牍，从君之过”[299]。秦、赵史官，又有御史之名[300]。秦国还有太史令之职，史载：秦太史令胡母敬以秦篆撰《博学》七章[301]。先秦史官，名称繁多，职掌亦甚广泛，由汉至唐，又有许多变化。

汉承秦制，至汉武帝时置太史令，以司马谈任其职。谈卒，其子司马迁继其任。司马氏父子是西汉著名史官。其后，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令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职掌范围。这是古代史官职责的一大变化。东汉时，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三国魏明帝置史官，称著作郎。晋时，改称大著作，专掌史任，后增设佐著作郎。南朝梁、陈又置修史学士（亦称撰史学士）之职。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职，或有专称，或杂取他官兼任。其体制、名称，多源于魏、晋而有所损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形成多途发展的趋势，而历朝“正史”撰述尤为兴盛，故史官当中名家辈出，被誉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302]。

唐代因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规范化。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者，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官修撰；官位较低而有史才者参与撰史，称直史馆。著名政治家房玄龄、魏徵、朱敬则，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吴兢，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著名诗人杜牧等，都先后担任史职，参与史馆修史。自史馆设立而以宰相监修史事，于是著作局始罢史职，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变化。唐初，置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中国古代又具有完备的修史机构。中国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相对说来，修史机构的出现稍晚一些。东汉时的兰台和东观，是较早的修史场所[303]。兰台和东观，都是皇家藏书处所，只是为着就近利用藏书的方便，所以兰台和东观才先后成了东汉时期的“著述之所”。魏、晋时期，开始明确了职掌修史的部门。据《晋书·职官志》记载，魏明帝时，中书省是职掌修史的部门；至晋惠帝元康二年（292年）改由秘书省职掌修史事务。尽管中书省和秘书省都不是专门的修史机构[304]，但修史事宜在封建皇朝的组织系统中有了比较稳定的归属。这是中国史学上的一件大事。

东晋、南北朝均沿袭这一制度。北齐有时把属于秘书省管辖的著作省（或作著作局）称为“史阁”或“史馆”，这是“史阁”“史馆”名称最早的由来。北齐邢子才作诗赠史家魏收，有“冬夜直史馆”句可证[305]。上述情况，至隋及唐初没有大的变化。史家杜佑对唐初以前修史机构做了这样的概括：“自后汉以后，至于有隋，中间唯魏明太和中，史职隶中书，其余悉多隶秘书。大唐武德初，因隋旧制，史官属秘书省著作局。”[306]

中国古代修史机构的发展，唐初是一大变化。这个变化的标志是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皇朝正式设立史馆于禁中。从此，史馆作为历代皇朝的主要修史机构，经历宋、辽、金、元、明、清等朝，有近一千三百年的历史。

史馆建立后，朝廷为了使其能够及时地了解到各方面的重大事件、积累必要的文献，制定了“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明确规定了应送项目及负责报送的部门[307]。这些“事例”，涉及16个方面和朝廷及地方的各级军政部门。对于报送的时间，一般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报送的内容，大多做了必要的提示。可见史馆修史，是在朝廷及地方军政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

史馆作为专门的修史机构，促进了修史工作的发展。以唐代史馆为例，在修史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第一，修前代史。唐太宗时期，先后撰成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纪传和《晋书》；唐高宗时期，先后撰成了《五代史志》和《南史》《北史》。今存“二十四史”，有八部成于唐初。第二，修本朝实录，从唐高祖至唐武宗，历朝皇帝均有实录。第三，修本朝国史。安史之乱以前的国史部分，先后经刘知幾、吴兢、韦述等史学家参与修撰，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以上这些，成了五代、北宋时期人们认识和撰写唐代历史的主要依据，进而使今人得以再见唐代历史的辉煌。

唐代史馆修史也存在不少缺陷。刘知幾曾批评它有五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藉以众功”，旷费时日；二是史料难求，不免阙略；三是学风不正，易生忌畏；四是监修者众，无所适从；五是指授不明，遵奉无准[308]。刘知幾所批评的这些现象在唐代史馆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有的并不是在史馆的历史上都存在的。

五代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史馆修史制度并未荒废。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根据史馆的请求，朝廷重申“诸司送史馆事例”的规定。后晋时，修成第一部完整的《唐书》（即（旧唐书））。此外，后唐、后汉、后周各朝史馆在修撰本朝实录、访求图书文献方面，亦各有作为[309]。宋朝的修史机构，部门多，变化也多。其修史机构除史馆（后分为国史院、实录院）以外，还有起居院、日历所、会要所、玉牒所等，负责修撰国史、实录、起居注、日历、会要、皇室谱等史书。辽、金两朝也都建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辽朝官制分北面官和南面官。其南面官采用唐制，于门下省置起居舍人院，设专官掌修起居注；又于翰林院置国史院，设史官掌修国史[310]。金朝官制，于尚书省下之右司“兼带修注官”，属下有译史多人。其国史院为独立的修史机构，设有各级史官（包括女真人、汉人和契丹人）掌修国史及《辽史》[311]。辽、金两朝的修史机构在配合译书所翻译汉文史籍方而，在修国史及前朝史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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