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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240（第1页）

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240]

中国现代化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从文化研究的观点来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之一，便是传统思想文化，因此，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就有一个如何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的问题。同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也有如何发挥作用和实现自身现代价值的问题。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的研究者认为，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传统必须以现代化为目标。这个看法，对于现代化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来说，大致也是适用的。

传统思想文化是一个幽深、广阔而又丰富的概念。现代化的含义，人们也有种种不同的理解。概括说来，它是指现代的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现代的管理水平，以及现代社会人们的观念、意识、价值标准、文化修养、生活方式、精神风貌等。对于这些，笔者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为了“大题小作”，我想就现代化和传统史学的关系，讲一点肤浅的认识。

一、怎样看待中国传统史学

什么是传统史学？目前史学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我认为，从比较贴切的含义来说，是指近代以前的史学，即中国古代史学。这跟西方史学中常常说到的“传统史学”，在内容上和所包含的年代上，都有所不同。

我们看待传统史学，犹如看待传统思想文化的任何部分一样，应力求避免简单化和片面性。总的来说，它是神奇与腐朽并存、精华与糟粕杂糅的整体，似不可笼统地肯定或否定。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以来，学术界不断出现这样那样的提法和倾向，很值得反省。前几年流行“史学危机”的种种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所谓“史学危机”实质上是传统史学的危机，是传统的史学方法、史学模式、史学价值取向的危机。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整体说来，我认为这是对传统史学的片面的、绝对化的估量。

所谓传统史学方法，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表述的方法，即重视对历史的描述，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表述形式。人们不难想象，一个时代的史学如果不重视叙事，不重视对历史的描述，是不可能充实地、丰腴地表现出历史面貌的。20世纪上半叶发展起来的年鉴学派推崇结构的和分析的史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时隔半个世纪却又出现了叙述史“复兴”的趋势，这证明叙事之对于史学本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方法。中国传统史学在这方面固有的优势是应该受到重视的。二是考据的方法，即重视对史事和文献的考证。马端临阐述他的《文献通考》要旨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241]这种重视史事和文献考证的方法，从司马迁到乾嘉年间的考史学派，有悠久的传统和丰硕的成果。这个方法的基本要求，是要根据确凿的历史事实来描述历史，判断和评论历史。当然，传统的考证方法是有局限性的，但这比起脱离基本事实、不顾及文献的考证来解释历史的做法，其严谨的学风和负责的精神仍然是值得提倡、发扬的。事实上，只要还有史学的存在，就不能不对史实做考证。考证的方法在史学中是废除不了的。史学方法可能会有不断地创新，但考证方法依然是最基本的方法。

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模式，史学界也有不同的理解。我以为，所谓模式，当不是指由某一部分特质概括出来的，应是对其整个特质的概括。因此，我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模式就是孟子说的事、文、义，刘知幾说的才、学、识，吴缜说的事实、褒贬、文采，至于章学诚和梁启超说的德、才、学、识，是他们说的这几个方面的统一。现今的中外史学，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模式。但是，史学家德行、知识、器局和表述上的艺术性，仍然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没有止境的追求目标。诚然，史学家的德行是要受到时代影响的，历史知识是在发展的，认识能力是在不断提高的，而历史表述也不应脱离一定时代的社会和大众的需要，所以所谓德、才、学、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发展。唯其如此，中国传统史学之强调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统一的精髓，才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史学向来重视讲恶善、论是非，宣扬“惩恶劝善”“取是舍非”，但它更重视总结和阐述治乱兴衰、得失成败之故，重视“察往知来”。善恶、是非的判断标准也是有时代特点的，借鉴过去，为现实社会提供经验教训，同样包含着一定的时代内容。研究和撰述历史，一般来说，都不能回避善恶、是非，尤其不能回避治乱兴衰、得失成败之故。古往今来，“为史学而史学”的史学家是罕见的。梁启超曾极言中国旧史学之弊而倡言“新史学”，不是也主张史学应当“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吗”？！人们都熟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以及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也熟悉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他们探讨文明的优劣、世界的走向、兴衰的趋势，也讲到“良心”和“爱”。中国传统史学比较重视阐述伦理，但它并不是一些社会伦理教科书的堆积，它重视人或“人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许多史学名著的产生都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要求，成为刻画时代特点的丰碑。

从这些方面来看，毋庸讳言，一些人对于中国传统史学还缺少全面的考察，因而在认识上难免会走向极端。当然，产生走向极端和片面认识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只看到了传统史学中所谓帝、王、将、相“家谱”的形式，只看到了在这种形式下所包含的落后的、过时的方面，对于其积极的方面，对于其中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可以超越时代的精髓，则过分地忽略了，甚至全然没有顾及。这与其说是传统史学的悲哀，毋宁说是现今史学研究的缺憾。

二、传统史学向人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优秀历史传统

这个问题是认识传统史学的一个关键。中国传统史学的文献浩如烟海，我只能从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来试图阐述这个问题。

一部《二十四史》，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历代帝王的“家谱”。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像这样工程浩大的、连续不断的、记载世界东方一个大国的综合体史书，它本身就是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观。它所记载的每一个皇朝，或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标志，或是历史发展中漫长历程的一个阶段。人们从《二十四史》中可以看到昏君、奸相、酷吏、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也可以看到明君、贤相、循吏、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可以看到“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秘气氛，也可以看到排天之论、无神之说、非君之言的耀眼光辉。《二十四史》中的天文、五行、祥瑞诸志，弥漫着星占、灾异“应验”的神话，却也有大量的科学史资料的记载。它记载了许多平庸的贵族，却也记载了大量的杰出人物。这就是鲁迅曾经说过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42]

对于《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巨著，似也不可只看到宋神宗的那篇序，就简单地把它看作皇帝的教科书。司马光主持撰写《资治通鉴》是希望最高统治者“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243]这是一部以记载北宋以前政治、军事大事为主，而又兼及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内容的通史，同时又是具有明确的总结“兴衰”“得失”的历史经验和现实估量的巨著，其实际价值已超出撰述者的初衷。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通”做了这样的解释：“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巨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244]这是把治国、民情、做人各个方面都讲到了。王夫之是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思想家、史学家，他的思想自然带着历史的烙印，但他对《资治通鉴》之价值认识，是耐人寻味的。1777—1783年，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摘译了朱熹根据《资治通鉴》改撰的《通鉴纲目》一书，定名为《中国通史》，共13卷，在法国出版，据现存的当时订购这部通史的530人的名单，大致可以了解此书在法国流传的地理区域和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各个社会阶层。对于西方首次系统地介绍中国通史的知识，《资治通鉴》是创造了条件的。

所谓“三通”，即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关于典制的通史、社会的通史和文献的通史。这三部各成于一人之手的巨著，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思想，史学的会通思想和经世思想，历史文献的分类思想和评论思想。合而观之，它们构成了反映历史进程中史事、人物、制度、文化等几个主要方面，展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丰富内容和嬗变过程，从而进一步增益了人们的历史智慧。

“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以外的史书，还多得很，仅从上面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著作来看，传统史学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优良的历史传统，是十分值得研究、珍惜的。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家们缺乏合理的知识结构，因而不能致力于宏观的历史研究，只能拘泥于微观的历史研究，其见解自然是极狭隘的。显然，这是对传统史学的极大误解。中国古代的纪传体史书从人事到天文、地理和各种典章制度，以及众多的人物风貌，皆有记述；编年体史书考究纪年，叙事生动，其连类列举之法还可写出不同身份、特点的人物群相，有丰富的记事容量；典制体史书，纵贯古今，旁通多门，论议宏富，旨在经世；纪事本末体史书写出了重大历史事变的始末原委，重在揭示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犹如“得其病之之源，则得其医之方矣”。[245]即便是考史之书，如《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等，其中也有不少问题或纵论古今、跨越千年，或由此及彼、涉及数代，有的总括时代特点，有的爬梳历史脉络，并非都拘泥于个别史实的考证，也不能片面地判定为只热衷于微观研究。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它可能妨碍人们对传统史学做全面的考察和认识，因而也无从总结传统史学中所蕴含的优秀的历史传统。这样，就可能导致一种误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文化传统上缺乏积极的前提。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会重新陷于片面性而背离研究传统文化的初衷。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研究传统文化，一方面要指出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克服它可能成为历史前进的惰力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要总结出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发扬它可能成为历史前进的助力的某些方面。这是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工作中两个不可截然分开的方面，而这个工作的主要目的，还是要落实在对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方面，发挥它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助力作用。史学包罗万象，故传统史学既有沉重的包袱，又有无价的财富。研究传统史学，当像鲁迅说的那样，只有洗涤那“太厚”的“涂饰”，沙汰那“太多”的“废话”，这才清晰可见“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246]从上文列举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这些代表性著作来看，传统史学反映出来的优秀历史传统是多方面的，其中，以革新进取精神、民族凝聚意识、重视历史智慧三个方面尤为重要。

三、进取精神·凝聚意识·历史智慧

中国传统史学反映了中华民族具有革新进取的精神。这里，我想引证一位治中国思想史学者的论断：“中国的哲人留下了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其中贯注了珍贵的革新进取精神。人们拍打去其间凝聚着的灰尘，就会露出灿然的金光。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批评、抨击，对新事物、新世界的向往、寻求，这是中国古代哲人的精魂。要从腐朽看出神奇，要‘舍其旧而新是谋’。这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排除主观臆断，又需要剥肤见骨的辩证观点，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宝山在望，唯不辞辛苦地探检者能够不至空手而归。”[247]他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之一。这个论断及其所包含的方法论原则，对于传统史学和传统史学研究也是适用的。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史墨回答赵简子的话：“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248]这是对春秋后期私门逐渐取代公室的历史趋势之合理性的明确承认。《国语·郑语》记郑桓公与周太史史伯讨论两周之际历史特点，史伯评论“王室将卑”周必衰，“国大而有德者近兴”[249]，是指陈形势，肯定变革的大议论。《战国策·赵策》记赵武灵王就“胡服”决策事答臣下问，指出：“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知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250]这是一篇从历史和理论上论证政策要适应形势变化的大文章。先秦时期史学中这种顺乎时代潮流、极言变革合理的思想，也贯注在秦汉以下的史学发展中，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出了历史发展的阶段、变化和进步。历代史书对皇朝的“盛世”和“中兴”，对改革者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的记载，不绝于史。历代史论，如汉之贾谊、晁错，三国之诸葛亮、曹操，唐之唐太宗、魏徵、杜佑、柳宗元，宋之王安石、郑樵，明与明清之际的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之龚自珍诸家，莫不贯穿着革新进取的精神。

中国传统史学所反映出来的民族凝聚意识，也起源于先秦史学。《左传》写出了华族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斗争和融合，写出了各族在春秋时期各大国霸业中之重要地位。其后，《史记》《汉书》写出了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宏伟画卷，而民族传、地理志则尤其突出地反映了多民族国家的凝聚意识。它们之后，历代史家多起而仿效，也写出了许多精彩的叙述和论断。《资治通鉴》记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与群臣总结历史经验：“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顾谓褚遂良曰：‘公尝为史官，如朕言，得其实乎？’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与，盖谦谦之志耳。’”[251]隋唐统一皇朝，华夷界限淡化，唐太宗此言，并非夸张之词。唐初修“五代史”、《南史》、《北史》，重修《晋书》，都贯注了“天下一家”的思想。《通典》著者杜佑从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上，阐说了“中华”与“夷狄”的区别与联系，主张在政策上要慎于对待“夷狄”。在传统史学里，关于多民族历史撰述“已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留下了相当多的历史资料，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撰述体裁，表述了不同的民族思想，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这些宝贵的遗产为我们研究民族史，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编写上的借鉴。那些认为中国史书只记载汉族不记少数民族的历史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252]历史撰述上的这个传统，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和凝聚意识增强的历史过程，也反转过来促进了这种形成和增强的趋势。

中国传统史学十分重视从历史发展中总结前人的活动和思想，以增益今人和后人的智慧。《易·大畜·象传》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个“德”，当然不限于个人的品德修养，它包括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在现实中的运用。关于这一点，裴松之说得很好：“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于绪余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253]

春秋时期，人们就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教育对于增益智慧的重要性。《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对楚庄王论教导太子事。〔庄王〕问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九种课程中有三分之二都跟历史知识有关。重视历史教育，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特点。清人龚自珍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就是对这个历史传统的概括。

中国传统史学所集聚起来的历史智慧之光，绝不只是光照过去，它也照射现实和未来。司马迁提出的“述往事，思来者”[254]论点，深刻地道出了史学的现实价值。后来杜预说的“章往考来”，[255]裴松之说的“总括前踪，贻诲来世”，[256]杜佑说的“至于往昔是非，可为今来龟镜”[257]，司马光说的“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258]，都是这个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至于王夫之所说的：“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259]这已经包含了朦胧的历史选择的思想了。

从历史知识到历史鉴戒思想，再到历史选择意识，这是传统史学中反映出来的对于历史智慧的积累和运用的发展过程。尽管这在传统史学中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但这种思想、理论的存在，这种历史传统的存在，是异常鲜明的。

四、传统史学在现代化中的位置

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需要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宏大的历史进取精神。这一方面来自外界的挑战和推动；另一方面，这是更重要的方面，是来自自身的自觉要求。这种要求不仅具有迫切的时代意识，而且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这当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传统的新发展。

在现代化建设中，面对复杂的国情和多变的世界，中国需要稳定，尤其需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并使之成为高度自觉的意识。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分裂的局面下，经济、文化也并非没有一点发展，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对世界历史做出伟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是秦、汉、唐、宋、元、明这样的大时代。这也是历史事实，而且是更重要的历史事实。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是爱国主义的深远的历史渊源。对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做出更多的阐述。

现代化建设需要先进的知识、丰富的智慧，特别需要拥有这种知识和智慧的人才。这种人才无疑应具有现代的意识。但是，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应当是“中国人”的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也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不少从事文化研究或现代化研究的人都有一个共识：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但它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在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又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也必将有中国的特点。科学地认识这个特点，就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有现实的方面，也有历史的方面。认清了世界的大趋势，认清了中国的国情，历史的选择才是科学的和可行的。在这方面，传统史学所积累的丰富的历史智慧，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诚然，在现代化建设中，传统史学也需要得到现代意义的研究、解说和总结，这不仅对推动当前史学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动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也有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同样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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