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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战云密布（第1页）

第二十六章战云密布

我辞卸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以后，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十月回到北京——这时已改称北平。但北京大学校名以历史关系名未改。旋奉当时任行政院长的蒋委员长之命，再度承乏北京大学校务。

学生游行示威的次数已大见减少。国都迁往南方以后，政治活动的重心已跟着转移，学生们示威反对的对象已经不多，只有日本的侵略偶然激发学生的示威行动。日本在东北发动侵略以后，此时已经向关内迅速扩展。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早晨，我正坐在北大校长室里办公，忽然电话传来前一天发生的惊人消息：日本人已经在沈阳发动突击，国军为避免冲突，已撤出沈阳。

我在前面曾经逐点指出日本畏华的来龙去脉，概括地说起来，发展过程约略如下：

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第一次战争以后，中国这位小姐开始崇拜日本英雄。她涂脂抹粉，希望能获意中人的垂青。但是她所崇拜的对象却报以鄙九的冷笑。记得小时候曾经作过一篇短文，呈给日文教师中川先生请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我的日文教师笔下绝不留情，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这个无情的反驳，像一把利剑刺进了我稚嫩的心灵，记得那天晚上，我不禁为国家的前途流泪。

中国固然无法获得她意中人的爱情，但是她希望至少能与日本做个朋友。想不到日本竟出其不意地掏出匕首向她刺来，差一点就结束了她的性命，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二十一条”要求。从此以后，她才逐渐明白，她的意中人原来是个带着武士道假面具的歹人。后来日本倒转头向她示爱，她也一直不肯再理睬他了。因为这时她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他向她追求不过是为了她的丰厚妆奁——中国的天然资源而已。

接着来的是一幕谋财害命的惨剧。日本这个歹徒，把经济“合作”的绳子套到她脖子上，同时又要她相信那是一条珍珠项链，叫做“东亚共荣圈”。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晚上，正当大家都沉睡的时候，他忽然把绳圈勒紧了。

她从梦中惊醒，马上拔脚飞逃。但是套在她脖子上的共荣圈却始终无法摆脱，她逃得愈远，绳子就拖得愈长，而且绳子的另一端始终掌握在歹徒魔术师的手里。她在惊骇之余大呼救命。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呼吁英国与美国联合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西蒙爵士代表英国拒绝了。弄得史汀生孤掌难鸣，日本因而得以肆无忌惮地继续推行既定政策。

对中国并不太热心的一班朋友，在李顿爵士率领之下，懒洋洋地前来营救。他们访问了犯罪的现场沈阳，并且宣告日本有罪。沈阳邮政局的意籍局长朴莱第在他给李倾爵士的备忘录里明白指出：如果列强不在东北就地阻遏日本侵略，他相信不出三年，他的祖国意大利就要染指阿比西尼亚。那位朴局长把备忘录交我读了一遍并且自语道：“但是我人微言轻，谁肯理会小小一位邮政局长的话呢？”

“对不起，小姐，”中国的朋友说：“我们除了宣布对你同情之外，实在无能为力了。”

同情是有了，援助却毫无踪影。

几个月以后，我因事回到南方。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前往上海车站，准备搭火车回北平。进车站后，发现情势迥异平常，整个车站像荒凉的村落。一位车站替卫是认识我的，他告诉我，已经没有往外开的车子。“看样子，日本人马上要发动攻击了。”他说，“你最好马上离开这里。恐怕这里随时要出事呢！”

那天夜里，我突然被一阵炮声惊醒，接着是一阵轧轧的机枪声。我从**跳起来，随着旅馆里的人跑到屋顶观望。天空被车站附近射出来的炮火映得通红。日本侵略似乎已经追在我脚眼后面。从北方到了南方，我所住的十层高楼的旅馆在租界以内，日本炮火不会打过来的。我同一班旅客都作隔岸观火。隆隆的大炮声，拍拍的机枪声终宵不断。第二天早晨，我再度爬上屋顶，发现商务印书馆正在起火燃烧，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好几架日本轰炸机在轮番轰炸商务印书馆的房子。黑烟冲天，纸片漫天飞舞，有些碎纸片上还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的字样。

日本已经展开对上海的攻击。结果引起一场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以前最激烈的战事，但是中国终于被迫接受条件，准许日本在上海驻兵。

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

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平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七年之中只有一次值得记录的示威运动。当日军迅速向长城推进时，京沪一带的学生大声疾呼，要求政府立即对日作战。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不时在南京发生，北平的学生也亟欲参加此一救国运动。有一天，一大群学生聚集东火车站，准备搭乘南下的火车。军警当局不准他们上车，这班男女青年就日夜躺卧在铁轨上，不让火车出站。最后当局只好让几百名学生南下，与他们在南京的同志会师。

我们头上的乌云愈来愈密，此后几年中我们为了争取时间，只好小心抓抓地在浅水里缓缓前进，不敢闯进急流，以免正面撞上日本侵华的浪潮。但是我们的谨慎是与俗法不同的。每当日本的第五纵队伪装的学者来这“文化中心”（实际上他们却把北大看成反日运动的中心）“拜访”时，我们总是毫无保留地表示我们的态度。记得有一位日本学者曾经对北大教授们滔滔不绝地大谈中日文化关系。结果我们告诉他，除了日本的军事野心之外，我们可看不出中日之间有什么文化关系存在。“只要你们肯放弃武力侵略的野心，中日两国自然就能携手合作的。”

这些学者，包括地质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等等，不时来拜访我们，希望争取北大的“友谊”。他们一致埋怨我们的反日运动。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一定是反日，不过我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却是真的。但是他们一心一意要灭亡中国，除了中国完全投降，他们绝不会改变方针。

这时，驻屯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正迅速向长城之内推进。国军先沿长城浴血奋战，继在河北省北部步步抵抗，最后终于撤退到北平及其近郊。伤兵络绎于途。各医院到处人满。北大教职员也发动设立了一所伤兵医院，由内子陶曾榖主持院务，教职员太太和女学生充任职员和看护。因为这医院的关系，我与作战部队有了较密切的接触，同时，获悉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认为作战失利完全是由于缺乏现代武器，尤其是枪支，因而以血肉之躯筑成的长城，终被敌人冲破了。

国军以血肉筑成长城抗御敌人的弹雨火海，主要的凭借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在往长痛苦的八年之中愈战愈勇，虽然千千万万的人受伤死亡．中国却始终连哼都不哼一声。我们虽然节节失利，却终于赢得战争。

战事正在沿长城进行时，当时的军政部长何敬之（应钦）将军曾亲至北平指挥作战。他和我都希望能达成停战以换取时间。我访晤英国大使蓝浦生，探询他有无出任调人之意。他说日本大使馆的须磨先生曾经对他暗示，日本也希望停战。蓝浦生大使当即拍电报向伦敦请示，伦敦覆电同意由他出任调人。我们经由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先生把这件事通知华盛顿。但是这个计划终于胎死腹中，因为当时的外交部长罗钧任（文干）告诉在南京的英国大使馆说，除了他本人之外，谁也无权与外国办交涉。

不久日军突破国军沿长城布置的防线，步步向北平逼近，北平军民已开始准备撤退。

我当时因为割盲肠之后正躺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外面的情形很隔膜。有一天清早，我听到日本飞机在头上盘旋，直觉地感到情势不妙。我得到主治医生的许可，忍痛步行到何敬之将军的寓所。他见我还留在北平城内，很感意外。他告诉我日军马上会发动攻击，劝我快离开北平，于是我准备第二天就离开。第二天早晨，我的电话响了，是何将军打来的：“我们已经谈妥停战，你不必走了。”我马上打电话把这消息转告胡适之。

“真的吗？日本飞机还在我们头上盘旋呢！”他说。

“何敬之将军刚刚打电话来这样说的。”我所能回答的也仅此而已。后来才知道黄膺白（郛）已代表中国在午夜签订塘沽协定，根据此项协定，日军在占领河北省北部以后，将暂时停止前进。

日军占领上述地区后，就在当地成立“自治政府”，并催促留在河北的国军司令官与他们合作，在北平也成立一个“自治政府”。北平城内谣言满天飞，说河北省境内的司令宋哲元将军即将对日本人屈服。北大教授就在这紧急关头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华北的所谓“自治运动”。事实上，宋哲元将军也并没有答应日本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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