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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第1页）

译后记

《美丽新世界》与奥威尔的《1984》及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文学三部曲”。

《美丽新世界》的作者阿道司·伦纳德·赫胥黎出身名门，家世可谓显赫。他的祖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和散文家，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支持者、捍卫者，以及不可知论的提出者。他的外祖父马修·阿诺德是著名的诗人和评论家。他的父亲伦纳德是一位名气不大的诗人兼编辑。他的母亲朱莉娅·阿诺德用一笔银行贷款创办了普莱尔菲尔德（Prior'sField）学校——这是一所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实验性女子学校——并担任校长（《美丽新世界》的女校长基特很可能部分地以她为原型）。他的哥哥朱利安·赫胥黎是进化生物学家、优生学家、自然选择的支持者和国际主义者，也是现代进化论创始人，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一任主任。置身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阿道司·赫胥黎的小说会以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就不奇怪了，《美丽新世界》中伯纳德·马克思、赫姆霍尔兹·沃森，甚至野蛮人约翰身上，都有知识分子的影子，而世界国的元首穆斯塔法·蒙德更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甚至可以说是柏拉图《理想国》中“哲人王”式的人物）。

赫胥黎1894年7月26日生于英国的萨里郡（《美丽新世界》中的一个重要地名），幼时就读于希尔塞德斯学校，1908年进入伊顿公学，随后进入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学习。他年轻时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医生，但由于一次眼睛感染，他几乎失明，这使他打消了学医的念头。这一近乎悲剧的事件给他的一生蒙上了阴影，很可能是他喜欢在作品中描绘受苦情形的原因，也可能是他长期厌恶人的身体的根源（显然，《美丽新世界》中对自身身体缺陷感到自卑的伯纳德·马克思，部分地以赫胥黎自己为原型）。更直接地说，视力障碍使他下定决心不从事经商或其他职业，而是尝试利用更纯粹的、个人的艺术才华来谋生。经过自律地锻炼，赫胥黎的视力有所恢复，得以继续在牛津大学学习。尽管如此，在此后的人生里，他还是一直受到视力不佳的困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视力问题，他只在战争办公室短暂地服务过。1918年，他从贝利奥尔学院毕业，第二年开始在伊顿公学教书，然而，他在这里并没有取得成功。

1915年左右，在坐落于牛津附近的奥托林·莫雷尔夫人的加辛顿庄园里，聚集了一群作家和知识分子，包括T.S.艾略特、伯特兰·罗素、奥斯伯特·西特威尔等。聚会上，知识分子对敌对行动的激烈反应，以及赫胥黎置身于这个圈子时内心的怔忡不安，对他早期尝试写作的主题，即表现知识分子绝望和徒劳的精神努力（该主题在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盛极一时），具有很大的价值。

面对教书生涯的失败，他决心涉足新闻业。1919年，他与比利时难民玛利亚·尼斯结婚，婚后生下儿子马修。这个时期，他以笔名奥托利库斯为一份名为《学会》的杂志撰写文章和评论。同一时期，赫胥黎出版了两本象征主义风格的诗集。一战结束后，他曾短暂地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英国意象派运动有过一段交集。1921年，他完全转向了更具创造力的写作，将写作作为谋生和自我表达的手段。在先后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之后，他又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其中《铬黄》（1921）、《安蒂克·海伊》（1923）和《那堆枯叶》（1925）让他声名鹊起，这些小说对中上层中产阶级和前卫的波希米亚人面临的精神危机做了诙谐而敏锐的观察：敌意能改变世界，但却不能让世界进步。赫胥黎精妙老到的讽刺作品，被认为是对当时非常流行的娱乐崇拜所作的末日预言。他的小说完全摆脱了现实主义的风格，表现出越来越多不动声色的冷静分析，并允许思想成为情节的动力。

他这一时期的巅峰作品是半现实主义小说《点对点》，出版于一战十年后，通常被认为是《美丽新世界》之前他最负盛名的小说。作为赫胥黎此时最为成熟的作品，它的叙事应用了音乐对位，情节敏锐地在动作和思想之间摆**，对现代社会中精神健全的人的内在和谐被破坏以后，展现的颓废堕落进行了审察和解剖。据说《点对点》的主人公是以著名的作家D.H.劳伦斯为原型的。

1923年，赫胥黎和妻儿移居欧洲，游历了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1925年至1926年环游世界之旅的结果是《欢乐的彼拉多：旅行日记》（1926）一书的出版，而他后来的中美洲之行则孕育了《墨西哥湾之外》（1934）这本书。他从旅行中结识了D.H.劳伦斯，后者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劳伦斯于1926年患上肺结核病，于1930年去世；赫胥黎曾长时间照顾他，并成了劳伦斯的信徒，尽管两人对肉体和欲望的看法几乎经常是截然相反的。1933年，赫胥黎编辑了已故的劳伦斯的信件。在这一时期的旅行中，他还结识了作家杰拉尔德·赫德，并从赫德那儿获得了人类意识进化发展的一些近乎神秘的概念。这期间，赫胥黎还出版了一部诗集，而小说和非虚构的批评作品也源源不断地从他笔下如泉涌出。

1930年，赫胥黎在法国南部的萨纳里买了一栋小房子。正是在这里，他写出了毕生最负盛名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它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及后来奥威尔的《1984》《动物农庄》一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描绘了噩梦般的未来景象，在书中的世界国里，科学和技术被用来压制人类的自由。《美丽新世界》表明赫胥黎对他生存其间的时代困境进行了与他早期小说不同的描绘。在这部小说里，赫胥黎放弃了他以前认为邪恶是一种温和有趣的社会现象的观点，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宏阔的观点，尽管或许牺牲了一些艺术自由：在《美丽新世界》里，邪恶是过度的，而不是不足的，它与现代人的物质主义和感官享受相联系，被描绘成对机器和肉体的崇拜。这是一个他后来将会不厌其烦地回归的主题，就像他在《重访美丽新世界》（1958）中所写的一样，这篇反思性的文章抨击的邪恶转化成了人口过剩和过度消费。

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欧洲向战争的方向发展，赫胥黎越来越关注文明的境况：他公开支持和平主义，并（部分受其朋友杰拉尔德·赫德的影响）对神秘主义和东方哲学越来越感兴趣。1934年，赫胥黎访问了中美洲。1937年，他来到美国，决定在加利福尼亚永久定居，在这里待到去世。在美国西海岸定居后不久，可能是受加利福尼亚原教旨主义宗教复兴的强烈影响，他的神秘主义倾向加强了，开始对所谓的“折中的神秘主义”产生了兴趣。这种对于宇宙起源和计划的一些直觉上可知但无法定义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许多更正统和先验的宗教和哲学，尤其是东方的宗教和哲学（如瑜伽）的智慧。他认为，无论如何，神秘信仰是道德价值的一个恒常和积极的基础，否则这个世界就会毫无意义、荒谬绝伦。这与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道德解体形成鲜明对比，也表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赫胥黎不断出版精彩和极具讽喻意味的小说作品的时期结束了，他的创作开始转向神秘主义，这在相当完整地阐述神秘主义的作品《永恒哲学》（1945）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战期间，赫胥黎在好莱坞担任编剧，撰写名著《傲慢与偏见》（1941）和《简·爱》（1944）等的电影剧本。这段经历直接促成了他的第二部未来主义小说《猿与本质》（1948）的产生，这部小说以剧本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后大屠杀时代”的厌世社会。

在加利福尼亚，赫胥黎与佛教和印度教团体时有联系。20世纪50年代，他曾体验过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和麦司卡林等致幻药物，他在《感知之门》（1954）一书中提及了这些体验。《重访美丽新世界》（1958）是一篇简短的随笔，文章讨论了《美丽新世界》这部小说的一些不足及其影响，他这时对未来社会仍然持非常悲观的看法，特别是在人口过剩和极权主义的威胁问题上更是如此。但在《岛》（1962）这部乌托邦小说中（1961年一场大火烧毁了赫胥黎的家和他的许多文件，赫胥黎设法抢救出这份手稿），他展现了一个积极的乌托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精神与技术一起得到发展。

1955年，赫胥黎的第一任妻子去世，翌年他与小提琴手劳拉·阿切拉结婚。晚年的赫胥黎获得了许多荣誉：1959年获得了美国文学院的奖项，并被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1962年当选为英国皇家文学协会的文学伙伴。

1963年11月22日阿道司·赫胥黎于洛杉矶逝世。同一天，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遭暗杀。因此，这位作家的去世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极少数报刊发了几篇评论文章，对他的写作生涯进行了总结，回顾了他早期的讽喻小说，完全忽略了他晚期的神秘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主题的作品。

如果我们对有关乌托邦的著作钩沉一番，就可以在一些历史著述中注意到构成《美丽新世界》的许多成分。乌托邦文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它在早期被视为一种健全的技术，可以在一个令人愉悦的框架内促进道德教学，而这个框架有其自身的意义。这种形式——特别是中世纪的宗教、世俗寓言——很快受到很多读者欢迎。

古希腊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其喜剧《鸟》中，讲述了两个厌恶城邦生活的雅典人带领群鸟建国，使众神挨饿、人类称臣的故事，意在讽刺雅典帝国的腐败。亚里士多德在其带有政治色彩的作品中，特别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间接地探讨了理想社会。

柏拉图则更进一步，他在《理想国》中，对一个组织科学的合作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充分的表达。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指出：在任何乌托邦中，选择和管理民众的手段都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在政治经济体系中寻求共同利益或正义，《理想国》讲述了苏格拉底所设想的一个受控制的超级国家——理想国。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的身份地位都基于一个相当坦率的刻板印象。显然，柏拉图认为存在统治者和臣民的自然区分，且少数统治多数。在理想国里，哲学家是天生的统治者（这让我们想起了《美丽新世界》中的元首穆斯塔法·蒙德），被称为“哲人王”，因为他们有智慧，所以是诚实的；在他们之下是维持秩序的更广大的战士阶层，战士阶层之下是大量的工人。儿童由国家抚养，成人没有婚姻，妻子为众人共同拥有——《美丽新世界》中等级更为森严的世界国也是如此。总之，在最早的乌托邦作品里，优生学和政治压制是主要社会矛盾，但最为突出的矛盾是等级（种姓）制度。

到了中世纪，受《理想国》的影响，托马斯·莫尔爵士创作了《乌托邦》（Utopia，1516），他提出的理想国家“乌托邦”也成了这种类型文学的总称。“乌托邦”实际上是两个希腊单词的组合，它们分别意为“不存在的地方”和“好地方”。然而，在莫尔的思想中，柏拉图的理想国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本书对伊丽莎白时代盛行的严酷司法制度提出了控诉。莫尔认为犯罪是社会秩序混乱的结果，国家不应该惩罚犯罪，而应该纠正导致犯罪的社会弊端。这些弊端中，最严重的是财产私有制，它滋生了嫉妒、贪婪和犯罪。财产应该由所有人共享，不论其出身如何。在《乌托邦》的第二部分，主人公拉斐尔·赫托洛代参观了乌托邦岛，岛上有五十四座规划良好的城市。在这里，人口保持不变，农业受到管制，国家的产品在社区市场直接分配给公众。国家绝不鼓励对金钱和服饰的热爱，市民们被教导从事农业或手工业。工作日被大大缩短，这样每个人都能有闲暇，都能接受国家发起的义务教育。在宗教方面保证绝对宽容，但不可知论者不允许担任公职。法律只用来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并被简化到所有人都能理解，从而使律师成为不必要的存在。而战争的发动只为解救被压迫者或自卫。

1600年以后，乌托邦文学大量出现，其基调变得更加实际。英国的罗伯特·欧文和法国的夏尔·傅立叶等人的思想催生了乌托邦社区的实践。大多数社区都是简单的合作社经济，不鼓励拥有私有财产，习俗被简化，倡导人们种植土地、从事家庭手工艺，家庭关系也经常受到实验的影响。这种类型的社区很少能长期维持，即使能持续一段时间，由于来自内外部的压力，通常也会明显改变其本来的特征。最有趣的实验之一是美国的布鲁克农场。它大约创立于南北战争时期，与本土浪漫主义哲学和简单的合作生活有关，梭罗自己也对这一实验表示了一定的认同。

1872年，英国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那就是塞缪尔·巴特勒的《埃里汪奇游记》[埃里汪（Erewhon）这个词是“无处可去（nowhere）”的变形词]。这本书出版后大受欢迎。在书中，一个年轻的旅行者发现了埃里汪，这是一个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标准形成讽刺性对照的理想国。在这片新的国土上，疾病就是犯罪，犯罪就是疾病；宗教的运作就像银行；机器是被禁止的，因为人们害怕它们会成为人类的主人。《埃里汪奇游记》情节充满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特色。美国人爱德华·贝拉米所写的《回顾》（1888）延续了这种浪漫传统，也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乌托邦小说之一。小说中，主人公来到了2000年的波士顿，它的特色是拥有一支工业化的军队。其乌托邦色彩完全是美国式的，拒绝以阶级战争来达到目的。

20世纪涌现了许多表现“技术乌托邦”的作品：人类享受着幸福的休闲，而工作则由听话的机器完成。其中一些作品表达了严肃的经济思想，如H.G.威尔斯（1866—1946）的作品。不过，这类作品大多只是对机械进步进行天真的礼赞。有意思的是，威尔斯曾在老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手下学习科学。因为对未来的不可思议的预测，威尔斯最终被封为科幻小说大师。1895年，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将地球上的人类划分为优等种族和满怀怨恨的农奴，令人不寒而栗，这一设定便是《美丽新世界》中种姓制度的起源。

威尔斯是一位坚信文明和人类的批评家。他的另一部小说《世界之战》（1898）指出理性将战胜血缘本能。他一贯认为，民族主义是不合时宜的，当代的制度和机构只是暂时的，必须让位于一个世界国家。其作品《未来事物的形状》（1933）几乎与《美丽新世界》同时问世。虽然这两部作品的作者被认为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但它们可以相提并论。在威尔斯的小说中，在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一场创造性的革命，然后出现了一个实行空中独裁统治的世界政府。尽管看似充满官僚主义色彩，但世界经历了一场被称为“进步的革命”——科学被用来夷平和重建旧建筑，征服疾病，制造许多机械设备。这部小说以其对资本主义的尖锐谴责而闻名于世。

同一年，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1933）写成，它代表了对感伤的、逃避现实的乌托邦的回归。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山谷奇迹般地与喜马拉雅山的严冬隔绝，气候非常有利，公民的寿命是正常寿命的好几倍，自然资源也非常丰富。社会是建立在友谊和仁慈的基础上的。这部小说激动人心的情节使它获得了最广泛的读者，它把“香格里拉”这个名字作为一个普通名词加入了英语的词汇库。

乌托邦经常作为一种讽刺手法。阿里斯托芬的《鸟》就是这样的例子。当乌托邦思想中的空想成分以牺牲理想为代价而被强调时，就产生了所谓的“反向乌托邦”或伪乌托邦讽喻，《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8）就是其中的两个例子。奥威尔那些充满讽喻色彩的作品晚于《美丽新世界》，当时的世界局势更加复杂。在乔治·奥威尔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位真正的革命诗人的形象。奥威尔是一位激进分子，并且不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家——他坚持于1936年前往西班牙，在内战中为共和党而战。他对自己所认为的专制主义的狂热憎恨，在《动物农场》（1946）和《1984》中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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