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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独特的铠甲（第1页）

造型独特的铠甲

在西耳室前部南侧的地面上，考古人员在众多散乱的器物中，发现了一件保存较完整的铁铠甲，这副铠甲的发现使考古人员神情一振，特别是社科院考古所来的白荣金更是惊喜异常。因为自1968年满城汉墓发现一副完整的铠甲后，在十余年的考古发掘中，很难有这类器物出土，尤其在岭南地区，铁铠甲的发现更是前所未有的考古盛事。它让今天的人类透过滚滚的历史尘烟，再次窥视到两千年前作为防护兵器的铠甲的真实面貌。

铠甲在兵器学史上属于防护兵器的范畴，它的用途自然是战争中的防卫。

中国古籍《韩非子·难一》中，记述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矛盾故事”。它向人们揭示出，进行战争不仅要有进攻性兵器，还要有防护性兵器，这样才能既消灭敌人，又保存自己。进攻与防护两类兵器的发展相辅相成，一般前者居先，并促进后者相应发展，但后者进步了，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前者的发展。防护兵器正是与进攻兵器在相互不断促进中，发展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系列。在这个系列中，主要以甲胄、盾、马具装三类为主。

其实，早在铜铁兵器出现之前的原始社会末期，人类已经知道利用藤条、木片、兽皮等原料，经过简单加工，制作出早期的防护装具，并开始用于保护人体最重要的头、胸、背等部位了。当历史进入到青铜时代，随着作战方式的变化，制造技术的进步，以及锋利的进攻性青铜兵器的演进，防护装具也随之得到了大踏步的革新和发展。除皮革甲胄外，还出现了青铜铸造的甲胄，这些甲胄的出现，大大增强了对青铜兵器如戈、矛、剑、镞等攻击的防护性能。

历史上的铠甲，又名“介”或“函”，其形类似衣服，用以防护人体的重要部位。据考古资料证明，在青铜兵器盛行的商代，防护装具仍以皮甲为主，青铜甲处于萌生时期。到西周时期，青铜甲开始大量出现。如近年在陕西陇县发现的西周青铜甲饰，多呈圆泡形，正面弧凸，周沿留有窄边，背面中空，有“十”字形或“一”字形纽。出土时，这些铜泡背面每每粘有皮革残存，周边还有漆痕，这说明西周时代是在经过髹漆的皮甲上面再嵌附铜甲饰的。再如新中国成立前在浚县辛村的西周墓里也曾出土大、中、小各类“甲泡”105枚，从出土铜泡在墓葬中的位置分析，有的铜泡是缀于甲衣上的，但也有的铜泡是缀于人小腿部位的长靴上。从形制上看，西周的圆泡形铜甲饰不同于陕西固城出土的透顶或尖顶商代铜甲。数量较多的商周青铜甲饰的出土，反映当时的铠甲在军队中的广泛使用。

西汉骑兵马俑

陕西杨家湾出土汉代武士俑，未持盾牌者皆穿铠甲

至于西周时期的青铜甲，在考古发掘中仅在山东胶县西周车马坑出土过一件铜胸甲，这具胸甲宽37厘米，高38厘米，由左、中、右三片合成，铜甲周围有0.8-1.2厘米的扁平边缘，缘上分布小的穿孔12个。从整体上看，这件铜胸甲呈狰狞兽面状，左右两片对称，构成怪兽外凸的大眼和向下弯曲的嘴部，瞳孔处开有圆孔。中片是一个巨大的兽鼻形，并开有两个圆鼻孔，鼻孔两侧向下弯出獠牙各一枚，中片与左右甲片相连的边缘部位各开有小圆穿孔。考古人员在发现铜胸甲的同时，还发现了直径11厘米的铜背甲。背甲圆泡形，中心凸出，中间有直径0.8厘米的穿孔，铜泡外缘扁平，缘边也有小穿孔。根据铜胸甲、背甲的形状及宽边缘上的小穿孔来看，这铜胸甲和铜背甲也是钉缀在皮甲上的附属物，以起到护胸和护背的防御作用。

关于铁铠甲在中国的出现时间，从文献和考古发掘得知，至少在战国时已出现了。《吕氏春秋·贵卒》中，有中山国力士“衣铁甲，操铁杖以战”的记述；《战国策·韩一》中，有韩卒“甲盾鞮鍪铁幕”“无不毕具”的话。这里所说的“铁幕”即“以铁为臂胫之衣”。1965年，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44号墓中出土了战国后期的铁胄，这件铁胄高26厘米，由89片7排铁甲片编缀而成。几乎与此同时，发掘者还在该遗址2l号墓清理出216片铁甲片，长6-7.8厘米、宽5.3-6.9厘米。根据出土情况分析，铁甲和铁胄两类甲片各有不同，这说明从那时起防护装具即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到了汉代，随着钢铁技术的发展，铁甲胄逐渐取代皮甲成为主要装备。如1965年，陕西咸阳市杨家湾出土陶俑两千五百多件，其中40％的俑身披有模拟实用铠甲。这些陶俑的出土，对西汉前期铠甲制提供了形象性资料。1959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二十家子汉城遗址发现一领汉武帝时期铁铠，以及西汉中后期零散甲片三百余片。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发掘出一领刘胜葬仪用铠甲。这件铠甲经复原，为甲身、甲袖组成的鱼鳞甲，全甲由2859片组成，重16.85公斤，属西汉中期的产物。1975—1977年，在西安市大刘寨西汉武库遗址，出土了较多铁铠甲片，这些甲片大致分为三型：大型长宽为1l厘米×2厘米；中型5厘米×2厘米左右，四角呈圆弧形；小型2厘米×1.5厘米。甲片都有成对的边孔，用以编缀。该武库自汉初一直使用到西汉末年。

陕西杨家湾出土的汉代陶俑线描图（引自《中国古代兵器》，刘占成等编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下引线描图同）

关于汉代铁铠甲的成型技术，从出土的实物来看，当是上承皮甲传统工艺的，一般来说，与皮甲编组方法相同。但个别情况也有不同，如刘胜墓鱼鳞甲，其固定编缀，横排以中心一片为基准，向左右展开，后一片前缘压在前片后缘上，边孔对齐以穿绳；纵编时，上排压下排，邻排相错，隔排相对。活动编缀，与皮甲方法相差不多，纵向连接时编绳留有一定长度，便于甲片上下推移。

关于甲的编制，按甲片特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扎甲。如杨家湾陶俑所示，系由三排至五排长方形甲片制成。其中三排甲的扎甲特别长，至少为20-30厘米，防护部位仅限于胸背，故此种甲还比较原始；四五排甲是在前一种基础上发展而成，防护部位扩大，身甲下延至腰下，肩上加有披膊，其腰下和披肩均为活动编缀。第二类为鱼鳞甲。主要由中小型甲片编成，精工制作，防护能力更强。这类甲在杨家湾汉墓中仅出一例，说明此种甲可能只有将领才有。刘胜墓所出，比杨家湾的更精细，是这种甲的代表。以上甲制反映出西汉时期甲片由大型向中小型变化，由扎甲向精密鱼鳞甲过渡，由仅仅保护上体进而扩大到保护其他部位的发展趋势。

西晋武士俑（左）、北朝武士俑（中）与北齐武士俑（右）

随着战争的需要和进攻性钢铁兵器的发展，对铠甲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且从着装角度要求，不仅要坚固合体，还要整齐划一，这些要求对铠甲的改进无疑会起到促进作用。正因为如此，西汉时期铠甲生产技术逐渐达到了成熟阶段。从出土的同类甲片看，无论形状、尺寸、穿孔部位都比较一致。生产一领铠甲，所用甲片大小相差不大，这表明铠甲生产已向规格化、标准化发展。

东汉时，铠甲又有了新的发展。就防护部位而言，除西汉已有的身甲、披膊外，护头的兜鍪、护颈的盆领、护腿的腿裙等都已出现，进一步强化了防护效能。制甲材料，也由西汉的块炼铁发展到东汉的百炼钢。东汉陈琳在《武库赋》一文中说：“铠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就是铠为百炼钢制品的生动写照。

魏晋南北朝时，甲制进一步发展，种类也随之增多。诸葛亮曾有《作钢铠教》流传后世，文中有“敕作部皆作五折钢铠、十折矛，以给之”的句子，这说明当时以炒钢为原料制甲比较普遍。而甲的种类，从曹植《上先帝赐臣铠表》中可知，当时有黑光铠、明光铠、两当铠、环锁铠、马铠五种。据研究者分析，黑光铠可能是本色铁铠，即汉代所谓“玄甲”，其他几种属新式铠。这后四种虽然在当时还不普遍，但自此始，逐渐成为两晋南北朝流行的主要装备。

宋代甲胄图

1、5.头鍪顿项2、8.身甲3、4、6.披膊7.胸甲

唐代，甲的种类已达到了十三种，据《唐六典》记载：“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细鳞甲，四曰山文甲，五曰乌锤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绢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锁子甲，十有三曰马甲。”可见甲的种类和形式已蔚为壮观了。

到宋代，在继承唐代甲胄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较完整的系列。《武经总要》载仁宗时期的五种甲制，每种包括头鍪、顿项、披膊、身甲、腿裙、鹘尾六部分。以步人甲为例，头鍪为覆钵状，上插长缨，下缀顿项；身甲和甲裙，由十二排甲片缀成，胸背甲从肩上系连，腰腹甲从背后系连；甲身上缀披膊，两片披膊在背后连成一体，用带系结颈下，膝裙下面接两片吊腿。从文献记载中还可得知，当时甲分长短三等，以人的身材大小给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姚古上奏更定军器，规定此前每甲二副拆作三副，说明北宋晚期甲制已出现了轻型化趋势。但到南宋时，面对重装骑兵的女真族军队，又恢复推行重甲制。如张俊造甲，“凡鍪甲一副，率重四十有九斤”，军器所造甲，“全装四十五至五十斤止”，可见当时推行的是全装重甲。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王琪进三色甲，有枪手甲、弓箭手甲和弩手甲，表明当时已由北宋步骑两种甲制发展成四种，正如《宋史·兵十一》所言：“甲之武，有四等。”

明代头盔、围脑（左）与明代铠甲（右）

1.钢丝连环甲

2.唐猊铠

明代甲胄种类较之宋代又有增多，且形制完备。仅头盔，见于《明会典》的就有二十七种之多，其中钢铁盔占多数。至于明代的甲，名目就更加繁多了，如红漆齐腰甲、水磨齐腰甲、水磨柳叶钢甲、水银摩挲长身甲、鱼鳞叶明甲、匙头叶明甲等。从甲的长度来说，有长短两类。从甲的构成来说，上身有胸背甲、腰圈、臂缚、腕甲等；长甲下身还有甲裙、甲裤和甲靴，可见防护部位比过去又有所扩大。其中将领所用铁甲，甲片多呈“山”字形或鱼鳞形；士兵铁甲，多为钢丝编缀的连环锁子甲，既轻巧又坚固。此外，明代还有棉甲、绢甲、藤甲，前两种以棉布或丝绸为甲面，在上面钉缀甲片；后一种以藤浸晒后编成，主要在南方使用。

清代甲胄，与明代有所不同。《清会典》中载头盔十三种，甲制七种，均以铁制为主，其次者，胄有铜、皮、棉，甲有棉、绢。清亲王贵族均着铁甲，以绸缎为表里，中敷铁叶，外部钉以金或银或铜的钉子。一般军官和士兵，均着棉甲，以绸表布里，中敷棉，外布白铜钉。自清中叶以后，由于火器的广泛使用，甲胄被迫退出战争舞台，成为一种演习校阅的装饰性装备。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可知，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发现的这副铠甲，自然属于汉代的器物。至于此甲的甲制属于什么形体，由于铠甲的四周黏附许多残乱零碎的漆皮和丝织物，使铠甲模糊不清，一时尚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不过从现场稍做清理得知，此件铁铠甲整体纵向卷曲呈筒状，南北向，领口朝南，底缘向北，甲体自右后身侧边起始向外卷绕两周半，放置向上的一面为铠甲之前身右侧。从周围残存的器物遗痕判断，这副铠甲入葬时是外裹草席置于墓中的，如此珍贵的器物用一张草席包裹就匆匆掩埋于地下，不知当时主持殡葬的人是出于怎样的考虑。由于当初包扎不善，加之长期受墓中阴暗潮湿等不利环境影响，铠甲的甲片锈蚀得极为严重，有些编连部位松动断裂，致使局部甲片散乱开来。面对此情，白荣金根据满城汉墓出土铁铠甲的经验，提出了用两块薄铁板自两侧插入，然后将铠甲整体托出的提取方法。这个方案得到考古队领导以及众多队员的认可，铁铠甲很快被整体取出了墓室。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墓发掘完成半年之后的1984年春，经多方商定，决定将在西耳室发现的这副铁铠甲装箱运至北京，由考古所技术室和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共同进行清理复原。参加人员由早在十几年前因修复满城汉墓出土的铁铠甲而一举成名的白荣金挂帅，另由冼锦祥、李卫华、冯兆娟、王影伊等人协助。这项工作从4月下旬开始至5月下旬止，用了一个月时间方才完成。清理工作中，白荣金等人对于甲体表里两面暴露部分的诸种痕迹与现象做了仔细的观察和分析，并将妨碍考察的部分表面附着物——漆皮、朽木痕、席痕及土垢等做了适当的清除。由于此甲左右肩片保存状况不佳，残散较甚，给复原工作带来一定难度。白荣金等人根据散片的叠压情况、组编重叠痕迹、系带位置、断口、包边等特点，通过逐块逐片的编号，反复进行分析判断，复原出了两个完整的肩片。

由于此前白荣金已做过满城汉墓出土铁铠甲的清理复原工作，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又加之几十年来他对各地出土的铠甲饰件以及披甲陶俑实物做过多次观察研究，掌握了大量的铠甲结构和甲片组合的通用规律，使他在未将象岗山古墓出土的铠甲全部拆开的情况下，通过观察和分析，清楚地了解了其结构和编连情况。这副铠甲的组合关系大致可分为九个部位块，其中前身包括胸片、腹片、右前侧片和左侧片四块；后身包括后背上段、后背下段和右后侧片三块。此外，左右肩片各一块。整个铠甲的特点是无立领、无袖、无垂缘，形状近似平时人们身穿的坎肩，只是领口前低后高呈长方孔状，前身片较短，后身片较长，其中前后身片的下段左侧相连，右侧对应处则为敞开式，可叠合后系带连定。在铠甲肩部及底缘等一些部位，残存有以锦类织物包边的痕迹。至于这些织物的本来颜色，由于铁锈的侵蚀则很难辨别了。

西耳室出土、经白荣金修复完成的铁甲正面（白荣金提供）

复原后的铠甲，据测算共有709片铁甲片，用丝带穿结成型，铠甲通高为58厘米、胸围102厘米。

毫无疑问，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副铠甲，当为墓主人生前所穿。此甲结构较为简单，没有袖和垂缘，当属轻型铁甲，这种铠甲适合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配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这件铁铠甲的发现，对了解西汉时期南方鱼鳞甲的原始式样，以及其与中原地区铠甲的差别，提供了一件极为可贵的标本。除此之外，部分甲片上以丝带编饰出菱纹图案也很有特色，这与咸阳杨家湾汉墓中彩绘武俑铠甲上装饰的菱纹图案极为相近，由此可见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也反映出制作程序的大同小异。当然，整副铠甲甲片的加工锻制略欠规整，甲片的组编材料不是麻绳而是用丝带，也较特殊，这明显有别于满城汉墓墓主中山王刘胜的铁甲，而与湖北擂鼓墩战国皮甲相同。从甲片的编连方式较为多样化来看，这又与秦俑铠甲上甲片的布列方式相同。从右胸与右肋系带开合的形式来看，此甲也保存和沿袭着秦甲的一些遗制。

就总体而言，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副铁铠甲，在中国几千年甲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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