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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苏联学者的教育经济思想（第1页）

第五节苏联学者的教育经济思想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有的苏联学者即根据当时苏联为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对发展教育的需求，在马列主义有关原理的指导下，注意研究国民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被誉为苏联经济学“泰斗”和现代教育经济学研究先驱之一的斯特鲁米林（С.Г.Струмилин，1877—1974）。

斯特鲁米林于1924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划分以及社会再生产等理论为指导，就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论述。他明确肯定，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人的劳动技能也随之相应提高；劳动者个人和国家的经济收益，远远超过对教育的投资。

到20世纪60年代初，斯特鲁米林在《苏联的教育经济》一文中，根据苏联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实践经验，指出：

“现时生产中所认为的真正重要的东西，已经不是手臂之力，而是生产线上站在机器旁边的工人们的知识、才智所能妥加利用的工艺技术。正因此理由，科学才与生产所必须的技术和动力一样，在此变成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此外还可以说，科学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是看应用知识的多寡，了解程度的深浅以及它在工人中传播范围的广狭而定增加的比例。”[30]

斯特鲁米林认为，要使科学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必须在学校及成人教育方面大量投资。斯特鲁米林不仅从理论上对教育的经济意义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并沿着“教育——复杂劳动程度——经济价值”的脉络，用统计和计量的方法测算了教育的经济效益。他为教育经济思想在苏联的发展，促进对教育和科学的重视，做出了积极贡献。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的逐渐扩展，关于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在苏联也进一步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有的学者指出，仅借助于不同熟练水平的工作者的工资额的统计资料，来确定通过教育而取得的国民收入增长的方法，是很不准确的，因而认为对教育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更为重要。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学者组织力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这是苏联教育经济思想领域的一个特点。

一些苏联学者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对教育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了许多较深入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科斯坦扬（С.Л.Костанян）主编的《国民教育经济学》一书。该书曾被定为苏联高等院校的教科书。作者在“序言”中强调：“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不剖析由科学技术进步所发生的社会进程和经济过程，那就不能找到改善教育体制的途径，不能提高教育体制的效率。”为此，不仅必须了解教育本身，还必须研究教育同其他社会设置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31]该书着重阐述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提出和探讨了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如何建立教育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做好智力开发工作，提高教育的经济效益，以及如何制定国民教育发展规划等问题。

苏联的教育经济思想研究者在分析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时，首先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人是生产活动的中心，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是决定生产率的基本因素。而在劳动力再生产中，在劳动者知识技能的提高和更新中，教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指出，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大多数工人完成生产定额的百分比，随着他们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成正比例地增加；随着工人文化程度的提高，合格产品显著增加，工具的损坏显著减少；工人的教育程度同他们的生产合理化建议活动具有直接的联系；工人的文化素养直接影响他们掌握新工种的时间。总之，教育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

苏联学者认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不仅决定于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技能的熟练程度，劳动生产率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劳动技术装备的水平和劳动组织的水平。但是，如果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技能的熟练程度不提高，那么，即使采用新技术、先进的工艺和劳动组织方法，也不能保证取得理想的经济效率。所以，在这两个过程之间存在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但是，归根到底，“现代化的物质生产的效率直接取决于劳动者的知识和业务技能一般发展水平。劳动者有了较高的教育水平就会有助于他们改进劳动工具，有助于使他们的劳动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32]

苏联学者的教育经济思想还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教育是全民的事业，教育投资本质上不只是为追求“利润”，但国民教育影响着国民收入的创造和利用。他们认为，一方面，当时苏联国民收入的25%～27%是依靠提高工作人员的劳动生产率而创造出来的，而这又是与通过教育提高了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直接相关的。另一方面，国民教育又是利用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的部门之一，教育的大部分费用都是从消费基金中支付的。国民教育同积累基金的利用也有直接关系，如教育机构的基本建设投资。总之，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长、劳动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的提高，文化教育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这是确定投资比例和分配在文化、科学和教育事业中占用的劳动资源的客观基础。

在分析和揭示教育的经济收益的计算方法方面，苏联学者把复杂劳动按一定的比率（俗称劳动简化比）折算为简单劳动，并以此为基础来确定因教育程度提高而带来国民收入增长的方法，这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这种方法，是20年代斯特鲁米林所首创。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计算劳动简化比的依据不同，遂演变成3种具体的计算方法：一是工资劳动简化比的方法。该方法最初是通过同等劳动熟练程度的战前工资额，借助于劳动市场自由竞争而形成的各种熟练程度工资额差别，按比例增添剩余价值部分后进行计算的。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工资额已不足以直接作为评定劳动熟练程度的尺度，所以借助于工资计算劳动简化比的方法已日益遇到许多困难。二是教育年限劳动简化比的方法，这是按教育年限长短进行计算的方法。它把普通的和职业的教育水平作为工人的熟练程度的基础，根据各类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差别来计算劳动简化比。例如，以受过初等教育者为劳动单元，把一定时期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劳动者换算为初等教育毕业的劳动者，得出初等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总数，然后再求出教育程度提高所产生的价值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三是教育费用劳动简化比的方法。这是以培养简单的和需要专门技能的劳动力方面所需要的社会费用的实际水平差别作为计算复杂劳动和计算简化比的客观标准。一般说来，花在一个劳动者身上的教育投资越多，他的教育程度就越高，其劳动也就更加复杂，就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当然，设计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又便于实际应用的教育经济效益直接计算方法，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苏联学者所设计的上述方法，虽然也不是最完善的，但显然有其特色。

在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蓬勃兴起的年代，苏联的一些学者关于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对促进苏联政府更加重视使教育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采取许多改革和发展教育的措施，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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