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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章 八零知青不回城（第1页）

研究所想给白峰洗刷冤屈，摘掉他头上那顶右派的帽子，彻底为他平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他的组织关系转过来。

否则，名不正言不顺。

但在80年代初，想要转一个人的组织关系真不是件简单的事。首先你得有指标，其次你还得有过硬的理由。

不说指标紧俏的堪比自然灾害时期的口粮，一堆职工家属等了几十年都没弄到指标转到同一个单位；单一个转人的理由，就实在够呛。

研究所又不是街道工厂这种大集体单位，但凡是个人，还活着，都有借口把人弄回来。它要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啊。

白峰的确专业出身，但他已经疯了。研究所要个疯子有何用？

田蓝急了：“他是怎么疯的？他就是硬生生被逼疯的。他为什么会发疯？归根到底，不就是头上的这顶右派帽子吗？”

王上校有一说一：“他在监狱里还是正常人，还给大家上课呢。”

真正被关进大牢的右派并不多，结果他们监狱却有好几位右派分子。不知道管理方是怎么想的，大约是怕这些右派分子污染了其他纯洁的犯人，所以干脆把他们关进一间牢房。

白峰就成了这些牢友的老师。他在解放前就做过高等教育，还是留过学的高材生。在那个年代，是难得的高级知识分子。

狱友们普遍年纪比他小，有青年工人还有中学生。一开始大家不愿意学习，后来发现不用学习转移注意力，他们会在自我否定中活活逼疯自己。

明明他们响应号召，为单位为组织寻找缺点，怎么就成了攻击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了。我们党优良的作风难道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吗？人民监督难道不是我们杜绝自己成为李闯王的法宝吗？

就这样，白峰在监狱里收了一批学生。先开始是这几个右派分子，后来随着他们陆续刑满释放，他又多了其他狱友。他的学生就愈发繁杂，有小偷，有贪污犯，甚至还有杀人犯。他居然也能坦然地继续当他的老师。

出狱转去劳改农场时，连监狱长都帮他写信，证明他在牢里受到了积极的改造，推荐他去农场当中学老师。

王上校认真地强调：“这些证言都能证明，他发疯的真正原因不是在研究所被打成了右派，而是在农场遭遇的折磨。妻离子散，孤家寡人，彻底摧毁了他。”

田蓝真的很想翻白眼。

人果然是生物啊，生物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能推诿就推诿。

到了这个时候，还要在“究竟是什么逼疯了他”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

她扯了扯嘴角，认真道：“那研究所好歹也算白峰老爷子的娘家吧，当年他是在研究所被划成右派的吧。”

王上校头痛：“田蓝同志，平反是件很严肃的事，他必须得经过严格的流程。白峰同志的遭遇，我们都非常同情，但我们不能越俎代庖。”

“那我们能替他申冤吧。”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的话呢？他的组织关系不在……”

田蓝摇头，打断了王上校的辩解：“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既然他的妻儿都是惨死，那是不是应该为他们讨回公道？他的妻子被人侮辱，他的儿女死于武斗。强奸是重罪，过失杀人也不应该免于刑罚。白峰是疯了，没办法为妻儿讨公道。研究所作为他的娘家人，难道不应该站出来吗？”

王上校目瞪口呆，下意识地强调：“这要怎么讨公道？田蓝同志，你要明白，这是一个历史的错误，裹挟其中的人都是受害者。”

“恩怨不能两清，功过无法相抵。广义意义上的受害者并不代表他们犯下的罪就是无辜的。况且，他们有什么资格自称受害者？尤其是强奸白峰妻子的农场领导。我想我们公产党人不管在什么时期都不曾号召强奸虐待所谓罪犯的家人来惩罚他们。即便他们真的罪大恶极。恰恰相反，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抗美援朝阶段，我们秉承的原则都是善待俘虏。对于拿着枪杀害了我们同胞的侵略者，我们都能释放善意。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就残暴毫无人性到这地步吗？我想我们的党接受不了这样的羞辱，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也不能如此被羞辱。”

王上校被她噎得哑口无言，半晌才有劲无力地强调：“这个事情很复杂，那位农场领导也早就被打倒了。”

“那又怎样？”田蓝反问，“他是因为强奸妇女被打倒的吗？他被打倒以后，有没有因为这项罪名而坐牢？如果一个坏人做了恶，最终得到的惩罚不过是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失了势，那才是真正的荒谬与悲哀。如果他不受到法律的惩罚，那是否相当于他从来没做过恶，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站错了队而已。这是不是在暗示大家，不管你怎样穷凶极恶都没关系，只要你站对了队伍，你所有的罪过都能一笔勾销？”

王上校这回真被她堵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有心想教训这个胆大妄为的学生，怎么肆无忌惮，什么话都敢说。

但他又没办法说她是错的，有些道理谁都懂，但是大家都不敢说。

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哪个敢不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呢？谁知道自己会因为某句不经意的话被扣上什么帽子，然后遭遇自己无法承受的厄运。

也只有少年啊，对未来满是憧憬，不问利益得失，非得分一个对错的少年，才会如此咄咄逼人。

王上校看着面前年轻人光洁的面庞，到底还是咽下了要脱口而出的斥责。谁能说戳穿了皇帝新装的小孩是错误的呢。

他最终只说了一句：“你们好好看电视学习吧。”

方秀英旁观了全场，直到离开领导办公室，回了他们日常学习的小活动室，她才压低声音忧心忡忡地说自己的同伴：“你胆子也太大了，这些话怎么能说？”

田蓝反问：“如果这些都成了禁忌的话，那么又和运动阶段有什么区别？所有人都知道那场运动是错误的，所有人都在批判它。可如果用文格的方式反文格，那就是耻辱。假如仅仅是换了一群人换了句口号，谁也没真正认识到究竟错在哪里，甚至不认为谁犯了错误，不过是倒霉，站错了队而已。这难道不是搞小圈子文化的另一种体现吗？”

方秀英苦笑，直接喊停：“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了，你家老九这些年是怎么过的，你不知道吗？我们还只是老右子女而已。”

田蓝默默地盯着电视机，久久未语。直到一堂课结束，她才开了口：“外国有个思想家卡尔·波普尔曾经说过，推翻旧政权的那一刻，手握权力的人很快便会组成一个新的贵族或官僚阶级，并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新统治者。为了掩饰这一点，他们会保留并利用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充分利用它，使这些新统治者的权力合法化，并不断得到加强；同时，这样的手段也能作为‘精神鸦片’来麻痹无知的民众。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方秀英心惊肉跳，下意识地东张西望。她觉得兰花花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今天简直发疯了，净说些大逆不道的话。她真是好日子过久了，生怕自己不遭殃一样。

田蓝自言自语道：“我认为他是错的，社会会进步，而且我们已经找到答案了。1945年，黄炎培先生造访延安时，曾经问过毛主席，□□人能否跳出国家兴衰的周期率。毛主席回答他，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就是答案。这些年来，我们遭遇的风雨走过的弯路，都是因为没能贯彻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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