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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背后的真的洁白李鑫长篇小说浮沉的另一种解读（第1页）

罪恶背后的真的洁白——李鑫长篇小说《浮沉》的另一种解读

——李鑫长篇小说《浮沉》的另一种解读

鲁迅先生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曾说过大意如下的一段话：他不但拷问洁白，拷问出洁白下面的罪恶，他还要拷问罪恶，终要拷问出罪恶下面的真的洁白。我一直认为鲁迅是中国读懂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人。同时，我还认为能拷问出罪恶下面的真的洁白是世界上伟大长篇小说共同具备的像上帝一样仁慈的基本品质。

阅读李鑫的长篇小说《浮沉》时，我常常想起鲁迅先生评陀翁的这段话，常常想起那些伟大长篇小说泛着圣洁光晕的无边的仁慈。

《罪与罚》里，拉斯科拉尼科夫是个代表着俄罗斯未来的知识青年，他同时又是一个滥杀无辜的罪犯，随着作者对他的灵魂的追寻和拷问，我们对这个青年反倒生出了以爱为基的怜悯之心。《红与黑》里，于连是个代表着法兰西未来的来自底层的青年，他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向深爱着自己的恩人德·瑞那夫人举起了枪，随着作者对他的命运过程的细致展示，我们对这个青年反倒生出了惋惜之情。在《静静的顿河》中，阿克西妮亚先与葛里高利私通，后又委身于地主的少爷，但她在作者的笔下却越来越像个圣女了。在《雷雨》里，繁漪是一个标标准准的**者，但我们面对她时，却无法产生旗帜鲜明的恨。

这些伟大作品之所以能在阅读它们时产生这样强烈的审美上的间离感，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作品的作者对即便是真的罪恶也还怀着仁慈之心。我一直认为正是由于这对罪恶的仁慈之心的存在，才使许多剖析人性之恶、社会之堕落的伟大作品读后不但不会让人绝望，反倒处处闪烁着希望的光芒。我甚至有些偏执地认为，能以仁慈之心宽恕一些人类的恶行，是一个伟大作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应该说说李鑫的《浮沉》了。

《浮沉》是一部内容略嫌驳杂的长篇小说，承载着作者诸多的甚至相互有些打架的思想，用复调一词已经不足以形容它的主题的多元。按照中国人的一般阅读逻辑，面对《浮沉》也是要首先追寻一下它的主题的。于是，很多论者都把目光投向了书中耗去字数最多的人物石天然身上。中国寻找主题思想为第一要旨的中小学语文教育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不用石天然的心路历程把握《浮沉》的主旨，那才叫奇了怪了。再加上作者李鑫的实际职业、地位又与小说中这个石天然的职业、地位又基本吻合，因此习惯于对号入座的中国读者自然而然地把石天然当成了李鑫的化身了。于是，目前所见的论及《浮沉》的文章，多半都是从石天然这个人物出发，来追寻作者李鑫的真正用意的。在《浮沉》中，石天然的人生轨迹是这样展示的：他是一个有着典型士人特点的人，极有主见，不易受环境的左右，对一段的人性的弱点常能以宽容之心对待，但在行为上，他总在坚守自己的一定之规。耐人寻味的是，最终他还是没有守得住自己的规矩，跟一个貌似清纯的欢场老手上了床，差一点做了一个假民主评选阴谋的帮凶。面对这样一个主人公的经历，论家讲守卫做人底线，追寻漂泊的灵魂，论坚守中的尴尬，都算有的放矢的一家之言。然而，《浮沉》显然不仅仅是一部描画当代中国城里人道德困境的小说，展示石天然河边湿鞋的过程，只是小说相对重要的一部分，也仅仅是一部分罢了。

如果说《浮沉》只涉道德主题，只是石天然的一种传记，那么，以下的这些人物原来就不应该入书。何文涛，这个石天然的搭档、好朋友，他本是一个疑似浪子，因出差时一次莫须有式的嫖娼事件的曝光被彻底改变了人生道路，尔后他成了一名腰缠亿万的文化商人并娶了书中按世俗意义最为纯洁的女子周小娜为妻。韩伯元，一个靠一次演大人物的机遇改变了人生道路的人，一个在当下中国社会里左右逢源的得意者，他在小说中多数时间是过着体面生活的。李西健，这个人物开篇就是个厚颜无耻的享乐主义者，到了全书结尾，他仍然是一个恨不得天天怀抱新佳人的浪子。杜子藤和梁冬之类的男人，在《浮沉》中虽然都受过伤，但也都伤过人。《浮沉》用很大篇幅，近乎自然主义地描写了上述几个书中主要男人的生活状态，他们几个人都早已不知底线为何物了。《浮沉》中，远在隆湖市的男人们又在表演着什么样的人生话剧呢？买官的买官，买凶的买凶，绑架、谋杀，是他们的生活常态，他们也早就不坚守什么了。显然，《浮沉》不是一部道德家的宣言书。

再用《浮沉》扉页《小说看点》的提示勾画一下书中三个女人的轮廓：空姐于薇迷失在难以自拔的姐弟恋中，制造着凄婉的爱情悲剧；白领蓝颜以夺人的魅力周旋于男人中间，让人无法辨认她是妓女还是明星；文学女青年陈鹿媛通过充当两个男人的双料情人，从普通职员变成电视台的著名导演，这个看似肉体开放的女人，情感却十分专一。有必要再提一下书中还有一个因为留不住爱而雇凶杀情人却杀错了人的女人刘继红。这四个女人，作者是这么评价的：“她们都在痴狂地爱着男人，却同时也给男人带来了致命的伤害……”

一部小说中汇聚了上述这么多男人和女人，确实不好在一个向度上为这个小说进行定位了，在一个向度上评价这个小说，效果无异于瞎子摸象。

那么，《浮沉》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它无疑是一部社会时代书记员写出的力图全方位、多层面反映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长河式小说。作者的用意不是在传达一种道德教训，他的用意只是尽可能仔细准确地记录。当然，欲望和道德打架带给人的灵魂的痛，确实是这本记录社会风情之书的主要要点，但要点并不是记录的全部。

在我看来，长篇小说是一种与现实进行多维接触的，在一定的时空关系系统中，描画未定型、未完成现实的大型文学体裁。按这个定义来衡量《浮沉》，它显然是一部标准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可以相信，若干年过后，《浮沉》对研究21世纪初中国的官场、商场和情场，仍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对于《浮沉》的全面评价，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这个工程就留给高校里那些教授和博士吧。我在这里只想提供一种解读《浮沉》的另类路径。

这个路径是如何读《浮沉》中的人物。从传统意义来看，《浮沉》中的人物，真的叫洪洞县里没好人。如果把通奸也算作罪的话，书中登场的主要男女，无一例外都是罪人。浊气逼人的官场上，尽是急于向上爬的官员；尔虞我诈的商场里，全是附庸风雅的大款小款；风雨飘摇的情场中，只见唯我至上的阳谋阴谋。

表面上看，《浮沉》和当下流行的官场小说、商场小说和情场小说很像，但本质却完全不一样。这不一样在于《浮沉》的笔伸向的大都是有罪之人，但这些有缺陷之人却能放射着希望的光芒。《浮沉》着力展示着洁白下的罪恶，却又能用力拷问出罪恶下的真的洁白。石天然挣扎又挣扎，行为过了底线，良心却一直在嘀咕着。何文涛随波又逐流，心里却还知道应把婚姻的小屋建在周小娜这片净土之上。李西健把性解放运动开展得无边无际，遵循的却都是周瑜打黄盖的原则，从来没干过霸王硬上弓的恶事。韩伯元靠玄学业吃遍百家的满汉全席，用的都是姜太公钓鱼的伎俩，连阳谋都不肯用。于薇呢，红杏出墙又出墙，却从不以抢占他人之巢为目的，伤的只是自己的身心。蓝颜为达目的可以永远以处女相登台演出，却从来都是用真心真唱，决不放录音骗人，消耗的也是自身真气。陈鹿媛为向上爬不偷不抢，投资的只是自己的身体，达到目的后还是敢说自己与初生婴儿一般干净。这些罪人，在作者李鑫心中都有其真的洁白的心。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李鑫的大慈大悲。不只是自然主义地展示社会人生的恶，这就是《浮沉》不同于流行长篇小说的地方。

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变革，这种伟大的变革必须会催生出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文学。《浮沉》试图通过对社会人生日常的罪的仁慈和辩护，寻找一条通向伟大的通道，这种努力在中国文学日渐陷入非此即彼的是非判定的今天，显然是值得嘉许的。

然而，这并不能证明《浮沉》本身已经足以称得上伟大。它只是在向伟大的仁慈文学传统致敬。《浮沉》还存在着诸多中国文学的流行病症。首先，它不够单纯和肃穆，它所展示的观念和意识还有些混乱，取舍和剪裁还不到位。其次，它还没有完全脱于流行的影响，有时候显得太像一部悬疑侦破小说了，一些看似精彩的推理情节阻滞了一些很重要的主题的开掘。其实，文学传达的真正的温暖和悲哀，总是通过日常性来完成的。鲁迅先生在评价日常性和过度的戏剧性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安德烈耶夫竭力想让我们恐惧，我们却从不害怕；契诃夫从不装神弄鬼，却让我们心在颤抖。是要契诃夫，还是要安德烈耶夫，李鑫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还有，在叙事的层面上，《浮沉》也存在着用力过度的问题。我不大明白，好端端的一个个完整的情节单元，李鑫为什么要故意把它们讲得支离破碎。小说叙事学的革命不可能次次都能获得成功。小说所以能够永垂不朽，在于它有永远不变的传统：讲好一个富于典型时代特征的简单的故事，塑造好一群性格特征鲜明并有着广泛代表性的人物。

《浮沉》是李鑫创作的第一部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他有阅历、有体验，重要的是他有对现实生活的热情和一颗悲天悯人之心，有了这些，我们就有理由对他的文学未来抱以期待。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事关生死。一个作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同样事关生死。李鑫举的是文学是人学的大旗，走的是直面现实的大路。这样的作家我想是可以长命百岁的。

2008.4.6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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