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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托多洛夫的叙事学美学理论（第1页）

第四节托多洛夫的叙事学美学理论

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Todorov，1939—），保加利亚裔法国文论家、美学家。他出生于保加利亚，在保加利亚读完大学，1963年移居法国，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1968年进入法国的国家研究中心从事文学研究，后被聘为该中心研究员，又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他的主要著述有《〈十日谈〉的语法》（1969年）、《幻想：对一个文学类别的分析》（1975年）、《散文的诗学》（1977年），另外还主编过《文学理论》（1965年），发表了若干篇论文。

一坚持系统化原理的诗学及“阅读”理论

托多洛夫认为，文学研究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最终、唯一的对象，其目的是要说明文本的意义，托多洛夫称之为阐释；另一种是认为，每一个文学文本都是某个抽象结构的表现，因此，文学研究的任务就不是去确定一个具体作品的意义，而是要通过文本来探究文本外的某些东西，确立具体文本生成的一般规律，托多洛夫称之为科学，其中包括心理分析、社会学、哲学等不同视角。在托多洛夫看来，这些实际上都否定了文学作品的自主性质。为此，托多洛夫提出了第三种方法，即诗学。它既不同于阐释具体作品，因为它不去揭示意义，而是要认识制约作品阐释的一般规律；也不同于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外在研究立场，而是在文学内部寻求规律。因此，诗学可以有效打破文学研究领域中阐释与科学的对立。

因此，诗学的对象就不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某个抽象的结构（文学），每一部作品都被当作是这个抽象、一般结构的表现形式，是该结构诸多可能的实现形式之一。诗学研究的目标就是要提出一套关于文学话语的结构和功能实现的理论。这里，托多洛夫关于文学作品与文学本身关系的理解，很明显地可以看到索绪尔思想的影响。

托多洛夫的目标是建立散文的诗学，为此他提出了名为“阅读”的方法，即把对个别作品的关注同对作品诗学的较全面的认识结合起来。“阅读”把个别作品看作是自主的系统，但又避免了单纯的死扣文本的解释，这种“阅读”关注的是文本作为一个系统所处的地位，以及这一系统与更大的系统的关系。这正体现了结构主义的系统性原则。

如果说，阅读是建构诗学的重要途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阅读具有怎样的内在机制，以及阅读的过程是如何建构起文学的想象世界的。这些构成了托多洛夫诗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对于阅读过程的理解，托多洛夫用一个图示表示阅读过程的各个阶段：

需要注意的是，2与3之间存在着差异，造成这种二重性的原因在于，文本按照两种语式展现事实，托多洛夫将这两种语式分别称为意指作用和象征化。意指作用指称着具体事实，而象征化则代表着读者对这些具体事实的理解和阐释，因此，“有意指作用的事实被理解：我们只需要懂得文本写作的语言就足够了。象征化的事实被阐释；随着主体的不同，阐释也会有所变化。”

因此，上面指出的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象征化的关系（然而第一到第二阶段，或者第三到第四阶段的关系则属于意指作用）。另外，它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关系，而是一个异质的整体。

“阅读”的基本假设是作品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其目的是通过分析而看出作品的特殊属性。但特殊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建立在共同性之上的。“阅读”与“诗学”之间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前者必须借助于后者的理论，利用它的工具和概念。但“阅读”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在个别作品中寻求共同的概念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它的目的是作品本身的内在体系。

“阅读”方法着重在观察作品的不同层次、因素之间的相似处，这种过程被托多洛夫归纳为“叠加”（superposition）和“定形”（figuration）。所谓“叠加”包括对立、对等、排比，甚至因果、连续、转折、排斥等修辞关系：所谓“定形”则是把语言中现有的修辞格放大到故事的组织层次，使全篇故事的结构呈“定形”状态。

托多洛夫还进一步比较了阅读与解释、描述的区别。所谓“解释”通常是以一种意义体系代替原作中的外表的意义体系，也就是从原作品“制造”出另一个“作品”。“阅读”却着重指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可以包含“解释”；“描述”则是以语言学的术语来分析研究作品，以语言范畴为对象，只考虑共时的因素，而忽略了时间秩序。而“阅读”则是理解文学作品的特质，这种特质包括把语言融会于文学之中。历史安排、前后秩序有其特定效用，应予以重视。当然“阅读”也应参考“描述”，“解释”的成果。

这里，托多洛夫特别强调了“阅读”与描述的区别，很多情况下，结构主义的方法都被人们认为就是所谓描述。在介绍这种描述的批评方法时，托多洛夫除了谈到其限于语言范畴和共时因素这两个特点（已如前述）外，还列举了三个重要假设，以便把描述与结构主义的正确阅读区别开来：

1.我提到描述时假定，文学话语的种类是固定的，唯有组合是新颖的；描述的模式总是维持原样。

而对阅读而言，任何一个文学文本既是先前存在的样式的一个产物，同时又是整个系统的一种变形。只有准文学的表现形式才是因循守旧、毫无转机的。

2.描述认为，一个文本的语言种类在文学层次上自然而然也是恰当的。

而对阅读来说，文学作品系统地破坏语言层次的独立性；文学作品根据它们所特有的一种适当性组织自己，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连接语法和主题成分。

3.对描述来说，作品各要素的实际有序化并不重要，描述有助于我们把诗学结构诉诸文字。

就阅读而言，作品的任何部分，无论是主题还是结构都是有意义的。[40]

托多洛夫提醒人们，要“阅读”对作品所作的多种解释和描述，不管它们最终多么不能令人满意，但若没有解释和描述的实践，我们就不会重视文学作品的语言、语法方面的问题。但也不能停留于解释和描述，而应上升到系统化的阅读，即真正文学的、美学的阅读。

二《十日谈》中的叙事语法

在另一篇文章《叙事语法》中，托多洛夫分析了薄伽丘《十日谈》中的四篇故事，提出了著名的叙事语法理论。

托多洛夫认为，在各种语言之间，除了那些明显的差异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共同结构。而且这种结构作为一种心理事实，并不局限于语言，而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符号活动之中。如果说，叙事就是一种符号活动，那么叙事理论就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普遍语法。这构成了托多洛夫研究叙事理论的基本前提。

在托多洛夫看来，当代语言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因此，对于叙事语法进行研究，可以参考语言的语法模式。具体来看，叙事作品可以从类似语言的语法的三个层面来讨论，即：“语义学”（semantics）、“句法”（syntax）和“动词体”（verbalaspect）。托多洛夫的讨论着重于“句法”层面。

“叙事语法”处理的是深层组织.而深层单位可分为“命题”（propositions）和“顺序”（sequences）两类。“命题”是基本单位，是深层的叙述句；“顺序”则由相关的命题系列或叙述句组成。一个故事可以包含一至数个“命题”，“命题”的结构则与平常句子大致相同。“命题”由“主词”、“谓词”构成。“主词”代表人物或其身份地位；“谓词”代表故事现状的改变和发展。

托多洛夫认为，言语活动同时具备描写和命名两种功能，而它们在语言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专有名词、代词、冠词首先用于命名；而普通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则更多地用于描写。在叙事结构中，最小的完整情节由一种平衡到另一种平衡的过渡组成，也就是说，一篇理想的叙事以一个稳定的局面开始，这个局面接着就被一种力量打破。然后就会出现一个不平衡的状态；这时，借助一个相反方向的作用力，又会恢复平衡；二次平衡与初始平衡相似，但没有同一性。这样，一篇叙事中就会有两个序列：一个描写某种状态（平衡或失衡），另一个描写状态的过渡。第一个相对静止，可以说是同类行为的不断重复；第二个则呈动态，原则上只出现一次。这二者可以对应为动词和形容词的对立。因此，那些叙事“形容词”是描写平衡或不平衡状态的谓语，而叙事“动词”则描写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过渡。

动词代表故事中人物的“行为”或“活动”。托多洛夫认为《十日谈》的行为可用三个基本动词表示：对现状的“更动”、对法令俗约的“触犯”及因触犯而受到的“惩罚”。因此，对叙事动词的研究对于理解故事结构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托多洛夫还进一步强调了形容词的重要性，他认为形容词（或修饰词）可代表主词即专有名词（人物）的属性，而这种属性又可分成三类：“状态”（states）、“特质”（properties）和“身份”（sstatus）。“状态”指的是较短暂的特征，如喜怒哀乐；“特质”比较固定，包括由人为培养而成的属性，如心地的善恶、脾气的好坏等；“身份”是较外在、不能自主控制的属性，也较难改变，如性别、出身、婚姻状况等。属性的变动、种类、分配及处理方法，可成为不同性质的故事分析的标准。如《十日谈》中，许多故事都可看作善恶状态的改变；而其特质的分配又与基督教教义有关；人物的社会地位或出身与妇女的已婚、未婚身份，又常常是故事结构或人物行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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