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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意识的发展（第1页）

二、历史意识的发展

所谓历史意识，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它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和描述，并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进而把它用于现实生活的一种观念和要求。

同任何事物一样，历史意识也有它的发展过程。

人类在创造了文字以后，才得以记载自身的历史，进而产生了历史记载、历史撰述，史学沛然而兴。但是，在这之前，人类却早已有了关于自身之所由来，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猜测、解释及相应的故事，经口耳相传而世世代代流传下来。这就是后人所谓神话与传说，并对其加工、整理后记述下来。这些神话和传说，并不能反映出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但却反映了人类在跨入文明门槛以前的最早的历史记忆和原始的历史意识。

神话和传说产生于人类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在这个时期，“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这时候已经开始创造出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并且给予了人类以强大的影响”[9]。人类的这种“伟大天赋”所创造出来的神话、传说，是当时人类精神生产的极其重要的部分，其历史价值之一就是它们保存了人类先辈对于历史的记忆，这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

神话和传说都产生于原始社会时期，因而有许多相同之处，而且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象征性反映，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主要在于：神话所叙述的，是神或半神的人及其所行之事；传说所叙述的，是人（而这些人往往都具有奇才异能、为一般的人所不及的大智大勇），是古代先辈的祖先或古代英雄等及其所行之事。[10]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看，这一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它表明：从神话到传说，反映出人类从以神为主来解释自然和社会到以人为主（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不能完全摆脱“神”的影响）来解释自然和社会，从而反映出人类对于自身力量的朦胧意识和对于自身历史的最早的记忆。可见，古代传说包含着人类历史意识的萌芽。尽管过去和现在人们常常把传说也混称为神话，但在考察史学的源头时指出传说同神话的区别，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原始社会时期的传说与文明时期史学的兴起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第一，传说，可以看作是最原始的“口述史”，先民对于历史的记忆和传播，是通过这种原始的“口述史”来实现的。这里说的传说是最原始的“口述史”，是指它所叙述的内容仍不能完全摆脱虚构的成分，但其中毕竟包含着不少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即便是虚构的部分，也并不是完全脱离历史的奇想。唯其如此，这种原始的“口述史”才区别于文明时代的史学而又同后者有一种历史的联系。第二，当文字产生以后，这些远古的传说被人们加工、整理和记载下来，乃成为史学家们研究、探索先民初始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所谓“历史家可以从神话里找出历史来”，“在史学初发达的时候，神话就得了历史的解释”，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此外，传说所反映出来的先民对于自然、社会和人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传说所具有的“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文学”之文学的特性，都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文明时代史家的历史观点和史学发展。

中国远古时代产生的神话和传说能保存下来的，主要见于《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天问》和成书稍晚的《淮南子》，在先秦的其他一些历史文献里也有关于这方面的零星记载。其中，有不少是神话，也有一些是传说或带有神话成分的传说。

从现存这些传说所反映的历史内容来看，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事件和人物。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氏族社会的生活和生产，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同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第三个方面是关于部落首领和部落战争，而在每一个方面几乎都突出了英雄人物的故事。

衣、食、住、行历来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关于这方面的传说，有教人们“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改变穴居野处的有巢氏[11]；有“钻燧取火，以化腥臊”，“教民熟食，养人利性”的燧人氏[12]。关于社会生产方面的传说，有教会人们“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包牺氏（亦称伏牺氏）；在包牺氏之后，有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13]。有巢氏、燧人氏、包牺氏、神农氏，相传都是受到人们崇敬的氏族或氏族首领。由于农耕是生产上的一大进步，所以关于神农氏的传说也就比较多。相传“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14]；“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15]，耕、织结合，衣、食得到了更多的保障；神农还“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16]。

这些传说，大多是比较晚出现的，其中有较多后人加工的成分。还有一些传说，保存着较多的原始成分，它们的价值比前者更加重要。比如，洪水和干旱是自然灾害中对人们最为严重的威胁，所以远古传说中有不少关于治理洪水和抵御干旱的英雄的故事。在诸多治水英雄中，禹是备受崇敬的治水大英雄。禹的功业一直使后人感叹不已，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卿士刘定公说：“微禹，吾其鱼乎！”[17]孔子也反复说：“禹，吾无间然矣。”[18]相传，在尧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干旱，“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同时还有其他许多灾害；尧命羿为民除害，“上射十日”，解除干旱，“万民皆喜”[19]。治理洪水和抗御干旱，都同生活、生产有紧密的关系，所以关于禹和羿的故事自然流传久远。

关于部落首领和部落战争的传说，一方面固然还包含着神话的色彩，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同文明时期的历史更密切的联系。如治水英雄禹，关于他的诞生有种种神奇的说法，有的说禹的母亲因吞吃了一种植物薏苡而生了禹；有的说他的母亲嬉于砥山，意若为人所感而孕；有的说禹本是天神，见洪水泛滥，乃化作一粒如珠的石子，其母汲水得石，爱而吞之，有娠，生禹；有的说禹父鲧死后其尸三年不腐，人剖其腹而禹乃生，等等，无不出于有趣的神话。但禹又是夏部落的首领，其子启建立了夏王朝，禹就是夏王朝的始祖。商部落的首领契的诞生也有类似说法，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0]，说是契母简狄行浴，见玄鸟堕其卵，取而吞之，因孕，生契。契因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成为商王朝的始祖。周部落的首领弃，相传其母姜原因践巨人足迹而孕，生弃。弃长成后，继承了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谷百蔬”的本领[21]，被尧举为农师，被舜封于邰，号曰后稷，成为周王朝的始祖。尽管这些神话、传说带有神奇的色彩，但在治水和耕稼中会产生出来一些英雄人物并成为部落的首领却是符合那时的历史面貌的。部落之间或部落联盟之间也有战争。相传，尧、舜这样著名的部落首领都是黄帝的后人。黄帝是北方部落联盟中最善于指挥作战的英雄，他曾与同一部落联盟中的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阪泉，相传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三战而胜之；他又同东方部落联盟的首领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涿鹿，相传在今河北省涿鹿县），蚩尤战败被杀[22]。黄帝不仅善战，而且是讨伐强暴、维护部落、部落联盟间的和睦关系的象征，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传说当然不可能把远古时代的历史都传述下来，而传述下来的部分在具体的事件和人物上又往往带着神话和传奇的成分，因而不能视为真实的历史。但是，传说所反映的远古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却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或是某一部落的代表，或是某一历史时代的象征，或是先民对于古代杰出人物的神化等，却也不是完全没有现实生活的依据而幻想出来的。因此，这些传说作为原始社会时期的“口述史”，无疑是反映出那个时期的历史的踪影的。而传说这一初民历史记忆和历史意识萌芽的载体，在给予后人追寻历史踪迹的兴趣和发展历史意识方面的影响所产生的作用，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传说是从原始的意义上为文明时代史学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共同创造，不论是从远古传说所涉及的广袤的区域来看，还是从类似的传说曾在许多民族中传述来看，这一特点都是异常明显的。

一般说来，中国历史自夏代（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已进入阶级社会，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先秦思想家往往会讲到有关夏代的事情。孔子十分肯定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又说：周代的礼仪制度“监于二代”，即以夏、殷二代为根据[23]。孟子甚至还说到了夏代的贡纳制度：“夏后氏五十而贡。”[24]据说夏代也有了刑罚，《左传》昭公六年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但这些都是后人的说法，有关夏代的更直接的记载和确定为夏代的实物，尚有待于更新的发现。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在这方面的探索已获得一些可喜的进展，我同读者一样，热切地期待着揭开夏代历史的奥秘。

商代的历史，不论是文字记载方面，还是地下出土实物及地面遗址方面，都有大量的发现，它作为文明时代的一个朝代是确定无疑的。

我们讲自觉的历史意识的产生，就从商代讲起。

《尚书》是现在所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文书汇编，其中记商代盘庚迁殷的一篇《盘庚》大致被确认为是《尚书》中最早写定的，即或在盘庚时期，或在稍晚于盘庚的时期。此篇记述了盘庚率臣民迁于新都殷前后的情况，其中有一段记商王盘庚针对臣民不满意新都而对臣民的谈话，原文是：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

这一段话，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后，最早讲到历史经验问题的，它的意思是——盘庚迁都于殷，臣民都不高兴住在新邑，于是盘庚便把那些贵戚近臣全都叫来并和他们一齐出去向臣民陈述自己的意见，说：“我把你们带到这里来，变更了居住的地方而住在这里，这是重视我的臣民生命，不使你们完全遭到杀害。假如大家不能互相帮助而求得生存，就是研究了占卜的结果，又将如何呢？按照先王的制度，必须恭敬地顺从天的命令，因此他们不敢永久居住一个地方。因为不永久居住一个地方，所以从立国到现在，已经迁徙五次了。如果现在不去继承先王的遗志，不了解上天的决意，那还谈什么继承先王的事业呢？譬如那被砍倒的树木，干枯的地方可以冒出新芽，砍伐剩下的地方也可以冒出新芽，上天本来要使我们的生命在这新邑里绵延下去，要我们在这里继续复兴先王的伟大事业，安定四方。”[25]

这一番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在阐述历史经验的重要和继承先王遗志的重要，所谓“不常厥邑”（不永久居住一个地方）、“今不承于古”（如果现在不去继承先王的遗志）等语，是谈话中极关键的两个问题，反映出商王盘庚的强烈的历史意识。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文明时代，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已远远超出了对远古史事的传闻和描述，而表现出为着现实的需要从历史中寻找智慧和总结经验，尽管往往还要借用“天命”的名义，以致带着虔诚的敬畏之意来说到它，但终归还是落脚到现实的人事上。这种历史意识较之于远古时代人们的原始历史意识，在认识对象、认识能力和认识目的上，都有明显的不同，是先民的历史意识发展到自觉阶段的最初标志。

从原始的历史意识到自觉的历史意识，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同样，在文明时代，人们的自觉的历史意识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浅显到深入、从具体到一般的发展过程。

先秦时期，在统治阶级人物中已明确认识到历史对于现实具有借鉴的作用。《诗经》中有两句诗，叫作“殷鉴不远，在夏后之氏”[26]。意思是说，夏朝的灭亡离殷朝建立不久，殷朝可以引为鉴戒。西周成王时，贵族召公在一篇文书中说：“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27]大意是说：我们不能不以夏为鉴戒，也不能不以殷为鉴戒。君臣上下，时常把忧虑放在心里，这样才差不多可以说：我们接受上天的大命，才能够像夏那样经历久远的年代，而不至于经历像殷那样的年代。我们希望成王以小民的安乐使上天高兴，以此从上天那里接受永久的大命。西周时期，人们还是信奉“天命”的，所以处处要提到上天，但他们实际上要努力去做的，却是小心谨慎地吸取夏、殷灭亡的教训。这种以历史为鉴戒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对于殷朝的衰落和灭亡，周朝人有认真的总结和丰富的认识，而殷人酗酒是他们很重视的一个教训。他们认为，殷朝前期和中期，处在兴盛阶段，贵族和官吏们“罔敢湎于酒”；到了后期，殷王“荒腆于酒”，贵族们也都放肆酗酒，酒肉的腥味冲到天上，“上帝”为之震怒，招来了亡国的祸害。[28]这是多么严重的教训！后来司马迁写商朝历史，写到商朝最后一个王纣王时，说他在沙丘这个地方，“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29]。这样的统治者，怎能不败灭呢！周朝人强调以夏为鉴，以殷为鉴，确是很深刻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一直都有广泛的影响。

先秦时期，有的史官已经明确地认识到社会历史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春秋时期的晋国史官史墨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30]这几句话的大意是：社稷没有固定不变的祭祀者，君臣没有不变的地位，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正如《诗》所说的：“高高的堤岸变成了河谷，深深的河谷变成山陵。”虞、夏、商三王的子孙如今都成了平民。这种关于社会历史和自然界的变化的认识，《易经·系辞》讲得很多，其中有一段这样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所讲的社会历史包含着传说的成分，讲的变化也很笼统，不像史墨说得具体；但这里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即“穷变通久”的认识模式，却有重大的思想价值。这种承认社会历史变化的存在及其合理性的认识，不仅对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始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社会改革活动的思想武器。

先秦时期的进步政治家、思想家已明确认识到人和人事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或者委婉地否认“天命”的作用，或者把“天命”摆在一边，不去理睬它。这是当时人们历史意识深化的又一个方面。春秋时期，郑国有个叫裨灶的人对执政大夫子产说，宋、卫、陈、郑四国将出现火灾，如果我们用宝物祭神，就可避免火灾。子产没有听他的话。后来，这四国果然都发生了火灾。于是裨灶又说，如采纳他的建议，郑国可以避免再次出现火灾。子产仍然不听。郑国大夫子太叔批评子产把爱惜宝物看得比保护百姓利益、国家存亡还重。子产回答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意思是说：天道悠远，人道切近，两不相关，怎么能了解它们的关系呢？裨灶哪里懂得天道？这个人的话说多了，难道不会偶尔说中的么？子产终于没有拿出宝物祭神，郑国也没有再次发生火灾。[31]子产没有公开否认“天道”，但他相信“人道”即人事对于政治得失是更加贴近、更加重要的。从本质上来看，这里包含着对于“天道”“上帝”主宰社会历史面貌的传统认识的否定。孔子和他所作的《春秋》一书，在历史观念上也是重视人事的。《春秋》重人事，主要是它认真记载了政治上的得失成败。它没有像《诗经》中《雅》《颂》那样的神灵气氛，也没有像当时一些国史那样记述神话故事、预言、梦幻等。它记水、旱、虫、雨雹、雷电、霜雪、地震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看待的。这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32]的思想是一致的。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活动如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等，本来都是结合着祭祀活动进行的，但《春秋》却能把人事从神秘的气氛中分离出来。《春秋》在历史表述上，是先秦时期史籍中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这是春秋时期人们的历史意识发展到更高层次的一个重要标志。

先秦时期，有的思想家已经认识到社会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同时还朦胧地认识到这个过程是可以划分成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这是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的萌芽，在历史意识的发展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韩非子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这样勾画中国历史的过程：“上古之世”，人们学会了“构木为巢”“钻燧取火”；“中古之世”，“天下大水”，人们学会了治水；“近古之世”，夏桀和商纣王统治残暴而遭到商汤和周武王的“征伐”。这里明确提出了“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划分历史阶段的概念。同时，他还指出，不能用治理上古的办法来用于中古，也不能用行于中古的办法实施于近古；同样，近古的办法也不可行于今世。“今世”，是衔接于近古的第四个历史阶段。他的结论是：“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33]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史论，分阶段的思想，变化的思想，历史进步的思想，社会变革的思想，都有所涉及。在这里，历史意识的发展表现为对于历史进程的清醒的估量，尽管韩非子在表述他的论点时不免援引了有关传说的材料，但他的这种估量中所包含的理性成分还是不难发现的。

到了西汉前期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中国古代人们的历史意识的发展，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峰。这可以从司马迁的历史视野和撰述思想中得到充分的说明。

——司马迁具有迈越所有前人的恢宏的历史视野，几乎社会历史的一切方面，都在这位伟大史家的考察、撰述范围之内。他撰写的《史记》130篇，包括5个部分。第一，是本纪12篇，记朝代和帝王大事，有五帝、夏、商、周、秦、始皇、项羽、高祖、吕后、文、景，直至汉武帝。用司马迁的话说，这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阐述兴亡更迭大势。第二，是表10篇，有世表、年表、月表，详近略远，自夏、商、周三代迄于汉武帝太初之年（公元前104—前101年），意在解决“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问题，即对于头绪纷繁的历史事件而明载其发生的年月。第三，是书8篇，有礼、乐、律、历、天官、河渠、封禅、平准，包括礼乐制度、历法、天文、地理、重大祭祀、经济财政等社会生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诸多方面，意在探明历代“损益”“改易”之迹，“承敝通变”之状。第四，是世家30篇，这是记述那些作为历代王朝的“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事迹，重在写出地方和朝廷的关系及其起伏跌宕的种种变化；其中，也写了在历史上有特殊作用的历史人物，如孔子、陈涉的事迹。第五，是列传70篇，是为古往今来能够“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种历史人物立传，写出了各个阶层、各种行业代表人物的形形色色的心态、面貌和行事；其中，还写出了各个民族的历史状况和社会面貌，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雄伟风姿。[34]《史记》所记述的中华民族的3000年史事，是一幅多么博大、丰富而又生机勃勃的历史画卷！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变得高远而深邃了。西汉扬雄评论《史记》说：“《太史公》（《史记》初名《太史公》——引者），圣人将有取焉。”[35]东汉桓谭说：“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36]王充评论说：“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即司马迁）、扬子云（即扬雄），河、汉也，其余泾、渭也。”[37]后人进而称赞《史记》“博有奇功于世”[38]。所谓“广大”，所谓“河汉”，所谓“奇功”，所谓“圣人将有取焉”，一言以蔽之，都是指《史记》所展示出来的巨大的历史宝藏。《史记》把人们的历史意识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

——司马迁写《史记》，有明确而严谨的撰述思想和崇高的史学目的。他在给友人的信《报任安书》中写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9]其中前三句话是讲他的撰述程序，即广征博览搜集史料，考证历史事实，探讨历代成败兴衰的道理。这里包含了对历史的描述和解释。后三句话，是讲他对自己的撰述在史学上的追求和要达到的目标，即反映天道与人事的关系、时势与事功的关系，疏通从古至今社会历史的演变，创造出能够卓然自立的一家学术言论。这里主要是从历史哲学上提出的史学要求；他说的“成一家之言”，既是指自己说，也是指史家说的。先秦有“诸子百家”而无史家一席之地；司马迁父亲司马谈著《论六家之要指》，讲的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40]史家当成“一家之言”，反映了司马迁在史学上的宏伟抱负。他的撰述思想和史学目的，正是其深刻的历史意识的升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由《史记》而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正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同史家主体意识的发展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

——司马迁撰《史记》，把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放在历史的重要位置上来写，突出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反映了人们历史意识上的重大进步。司马迁在《本纪》中写帝王，在《世家》中写辅佐天子、皇帝的“辅拂股肱之臣”，在《列传》中写各方面的“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这占了《史记》所写人物的主要部分。写“辅拂股肱之臣”，是写他们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写“扶义俶傥”之人，是写他们“立功名于天下”。这里都包含着道德评价和事功评价的内容，但在总的评价尺度上还是有区别的，这就是为“主上”和为天下的区别。当然，这种区别并没有截然划分的界限。例如，《陈涉世家》所写陈涉领导农民起义的事迹，绝不是为了“以奉主上”；而列传中所写的一些谀臣、媚臣、恭谨小人，也绝不是为天下。司马迁写人物，强调他们的“不令己失时”，是极深刻的历史见解。他说的“时”，是客观时势。“不令己失时”，是指历史人物的审时度势和主观选择。这两者的结合，才可能“立功名于天下”。任何历史人物的创造行为，都离不开这两个条件的结合，这就从总体上说清了人在历史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在先秦史书如《左传》《国语》中，已经写到一些历史人物，但前者主要写事件，后者主要记言论，还没有把历史人物集中起来放到重要位置上来写。又如，《春秋》《左传》都是重人事的，但它们并没有说明人在社会历史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史记》在这两个方面都超过了以往的史书，在历史撰述中突出了人的活动和作用，开创了中国古代史书尤其是纪传体史书在这方面的优良传统。尽管古代史家还不可能摆脱唯心史观的束缚和影响，但他们写出来的历史毕竟不是“神”的历史，而是“人”的历史。司马迁对此有卓越的贡献。

在司马迁时代，人们的历史意识所达到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现形式，还反映在其他一些方面，本书在以下各章还会有所阐述。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当然，文明时代的历史意识的发展，也并非到司马迁这里就止步不前了。随着社会的进步，史学以及其他知识领域的发展，人们的历史意识总在不断地深化。对此，我们就不详细阐述了。

人们的历史意识是发展的，也是能动的，它对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反作用，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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