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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 赞成与反对102（第1页）

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1]02

我们绝不要忘记，绝大多数人不是行动功利主义者。当他们把“好”和“坏”运用于评价行动者和动机时，不会以我所介绍的方式来使用它们。当一个人说另一个人是邪恶的时候，他恰恰是在表达某种形而上学和迷信的内涵。他也许正在说类似于像这个人的灵魂上有一个黄斑这种意思。当然，他不会完全从字面上想到这一点。如果你问他，是否能给灵魂染上颜色，或者黄色是否是一种特别令人憎恶的颜色，他自然会嘲笑你。他关于罪恶和邪恶的观点也许完全是混淆不清的。不过，他说的事情确实包含类似于黄斑这样的观点。因此，“邪恶”一词无疑比功利主义的“可能导致很大的伤害”或“可能的危险”具有更大的感染力。他污蔑一个人是邪恶的，并非只是为了像本应当的那样，让人们提防他，而是要让他不仅成为一个自然的憎恨对象，即一种类似于台风和章鱼这种危险的自然对象，而且成为一个特殊的和非常憎恨的对象。对行动功利主义者来说，当他处于非功利主义的群体时，勉强同意这种说法的方式也许对行动功利主义有好处，但他不相信灵魂里有黄斑，或者任何类似的事物。若要了解所有的人就要谅解所有的人。由于人是环境和遗传的产物，行动功利主义者仍然可以以一种半迷信的方式使用“邪恶”一词来影响人的行动。如果一个人将被食人者活活煮来吃，他可以有效地说，临近的黑暗是众神不喜欢这种烹调活动的征兆。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个完全由功利主义者组成的社会里，称赞行动者动机的效用往往不同于行动的效用，那么在一个由非功利主义者组成的社会里，它们就更不一致了。

西季威克区分了行动的效果和称赞或责备行动的效果。我必须不断地强调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因为许多荒谬的“驳斥”功利主义的观点正是基于混淆这两者的区别来进行诡辩的。

因而，A.N.普赖尔（Prior）[26]援引童谣：

因为缺少一颗钉，

一块马掌走失了。

因为少了一马掌，

一匹好马没有了。

因为少了一匹马，

一位骑手遇难了。

因为少了一骑手，

整个战斗失败了。

由于战斗失败了，

整个王国覆灭了。

都因少了马掌钉，

一切事情全完了。

这么说来，全是错译Blacksmith（铁匠）[27]的过错啊！但普赖尔说，要史密斯承担王朝覆灭的责任肯定是难以接受的。行动功利主义者对此说法无任何反对意见。他会言行一致地认为，责备史密斯是无用的，总而言之，把其他那些微不足道的“坏事”全归咎于史密斯是无用的。黑人史密斯无法相信整个王朝的命运维系在一颗铁钉上。如果责备他，他就会精神失常，以致今后更多的马会失去马掌。

此外，普赖尔说，王朝的覆灭正是那些由于其疏忽导致了缺少战斗大炮的人的过错。如果不是其他人的疏忽，黑人史密斯的疏忽就无关紧要。那么是谁的责任呢？行动功利主义者始终如一地认为，责任的概念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荒谬观点。难道不能用“责备谁最有用”来代替责任吗？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战斗的情况下，责备许多人无疑是有用的，尽管我们不能过分地责备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这种情况与以下这种情况不同，例如，如果一场战役的失败是由一位酩酊大醉的将军造成的，那么责备一个特殊的人是有用的。

普赖尔问，“如果一个人真的试图以这种方式来承担每件事情的后果，难道他不会成为疯子吗？”他无疑会成为疯子。黑人史密斯不必为他的疏忽感到耻辱。他必须记住，他的疏忽通常是微不足道的过错，许多其他人也犯有同样的过错，因为这样的战斗正好碰巧是重要的战斗。不过，他拒绝责备自己或拒绝痛心疾首地责备自己的做法，肯定是与下述认识一致的，即认识到他的行动事实上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他采取相反的行动，许多有害的效果便可以避免。如果其他人，即其过错是没有拖来大炮的人采取相反的行动，黑人史密斯的行动实际上就不是完全错误的，尽管他或多或少要受到责备。一个完全错误的行动通常应受到责备，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一个完全错误的行动几乎可以不受到责备。从表面上看，这一说法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当我们记住西季威克在行动的效用和称赞行动的效用之间做出的区分，这一自相矛盾便会消失。

如果始终如一的行动功利主义者为他的行动的各种可能效果忧虑，便会成为疯子。这一观点也许与某种反对功利主义的奇怪的论据密切相关。贝尔（Baier）在其《道德观点》[28]一书中表述了这一见解。他认为，行动功利主义会推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每一分钟来干好工作，而绝不应当轻松地娱乐；由于我们通常不这么认为，所以必须拒斥行动功利主义。行动功利主义对此有两个有力的回答：第一，也许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是错误的，也许理性的考虑使我们认为应当得到尽可能少的娱乐；第二，行动功利主义的前提不会推出绝不应当娱乐的结论。也许今天的娱乐和干很少的工作能使我仍积蓄三倍的精力去做好明天的工作。所以，即使我们忽视了（我们不应当这么做）快乐和玩耍的内在价值，我们也能捍卫它们。

因此，如果读者为任何荒谬的驳斥功利主义的意见所打动，我请求他记住行动的正确和错误与行动者的好和坏之间的区别，以及西季威克关于行动的效用和称赞或责备它的效用之间的重要区别。那些荒谬的驳斥功利主义的观点，其最通常的原因之一便是忽视了这种区别。

也有必要记住，我们在此考虑的是一种规范体系的功利主义。它的结论也许与我们某些特殊的道德判断相冲突，但这一事实并不是反对功利主义的至关重要的论据。在科学中，一般的原则必须参照特殊的观察事实来检验；在伦理学中，最好采取相反的态度，参考更为一般的态度来检验特殊的道德态度。行动功利主义者坚决主张，既然他的原则建立在诸如普遍化仁爱这样简单和自然的态度之上，其基础就比特殊的感情更加可靠。特殊感情也许已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因为它是由那些表面上相似、实际上却完全不同的事实类推而形成的，并且，特殊感情的内容完全来自于那些传统的和未经批判的伦理思想的残存物。

当然，如果我提出的行动功利主义是一种描述的体系，即一种旨在描述普通的人甚至我们，在无思考和批判的时刻，实际上是怎样思考伦理学的，这种体系就经不起人们的批判，我也不想捍卫它。与此相同，如果我提出的行动功利主义不是一种描述的理论，而是一种解释的理论，我也不想捍卫它。

约翰·普兰梅纳兹（Plamenatz）在其《英国的功利主义》一书中认为，功利主义“正在衰落，而且不会再发挥作用”。[29]他的理由显然是功利主义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各种社会制度，即不能说明各种社会制度的产生是由于它们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幸福。在本文里，我不关注我们的道德习惯和制度事实上是什么的问题，同样也不关注为什么它们实际上是那样的问题。我所关注的是它们应当是什么的问题。一个伦理学说当其被解释为劝说时，其正确性就完全与它的真理性无关；但当其被解释为描述和解释时，其正确性就与它的真理性有关。实际上，正因为作为一种描述和解释的学说是错误的，一种可行的劝说的学说才显得非常重要。

四、游戏理论技术的简单运用

至此，我希望已经说明，作为一种规范伦理学理论的行动功利主义不像它的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头脑简单的学说，而且，行动功利主义有力反驳了常常被用来诘难它的观点。我现在想分析一种境遇，这种境遇在过去一直是行动功利主义难以解决的问题。然而，游戏理论中的某些非常简单的技术似乎提供了解决该难题的方法。

R.B.布兰特考虑了英国战争时期一位功利主义者的事例。[30]假如政府为了节省电和气，规定房间里的最高温度只能是华氏50度。有一位法国人住在英国，由于他是一个行动功利主义者，便可能做如下推理：“绝大多数英国人不遵守政府的规定是不可能的，因此，有的人例如我的房间里保持华氏70度的温度一点也不会产生坏效果，而且，这么做会给某些人带来舒适的快乐。基于这种考虑，我用更多的电和气，既给我带来了舒适，又增进了普遍幸福。”因此，这位法国人便决定用更多的电和气。实际上，这样的决定当然不会使法国人更幸福。如果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受到日常教育的培养，他的良心会感到十分内疚。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十足的头脑简单的功利主义者，情况又会怎样呢？

行动功利主义者认为，如果法国人的行动无人知晓，在这种情况下，他应当多用电和气。然而，他也应同意，如果他的行动被发现，他应受到谴责和惩罚。诚如布兰特所说，如果内阁官员知道大多数人会自愿做出牺牲，遵守政府的规定，电和气的供应因此十分充足；如果他不顾自己的规定，多用电和气，那么一旦他的行动被发现后，确实会引起愤怒的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假定内阁官员的行为会被发现，功利主义的计算就有所不同。此外，功利主义者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充足的功利主义理由去谴责内阁官员（特别在普遍由非功利主义者组成的社会里）。我们必须回想一下行动的效用与称赞和责备行动的效用之间的区别。不过，我们也许同意布兰特提出的与上个问题无关的事例，在这种事例中，行动功利主义极有可能与常识伦理学发生冲突。始终如一的行动功利主义者乐于这样说，“常识伦理学是多么不尽如人意啊！”

布兰特提出了其他反对理由。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像法国人那样推论，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法国人在他的推论中有一个经验前提，即很少有人会像他那样推论。布兰特提出反对理由时，显然没有考虑这一点。实际上，大多数人情愿自己是一个传统的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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